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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修智—《十道》之官道

[日期:2014-07-07 08:11] ? 来源:菏泽市中华文化ag亚国|平台? 作者:王修智 ? 阅读:1029

? ?“官道”就是为官之道,讲怎样做官,特别是怎样做一个好官。
  “官”的概念由来已久,最早可以上溯到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周礼·天官疏》:上古以云鸟纪官,六官之号见于唐虞)。《说文解字》:“官,吏事君也。”据唐代孔颖达的解释,“其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总而言之,皆谓之官”。用现代规范的语言解释,官就是国家机关中有一定等级的公职人员。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沿革中,“官”的概念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以至于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不少中国人的心目中,“官本位”的思想仍然占据重要位置。
  “道”,原本是人所走的路(《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后来引申为“道理”之“道”。(《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官道”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讲,“官道”是指“为政之道”,即为官治政的思想理念。这一层含义在传统文化和儒家文化中应用得极为广泛,特别是在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以及秦汉以来历代政治家的论述中多有体现。从狭义来讲,“官道”特指“为官之术”,即做官的方法、艺术。这一层含义也有很深的渊源,上自西周下至有清一代,先后出现过大量的“官箴”文献,所讲述的就是官员的从政原则、从政品德、从政艺术、从政修养等。
  一、广义的“官道”——从政为官的基本要求
  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即我们常讲的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统治思想的理论源头和确立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也是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规范。“孔孟之道”的核心是治国安民之道,也即广义上的“官道”。自秦汉以来特别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两千多年时间里,传统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占据统治地位。其中关于为官治政的思想和理念在传承中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和完备的治国理政理论。应该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所涌现的大量贤相名臣、清官廉吏,都是在儒家思想的教育、培养、熏陶、影响下造就出来的。广义概念上的传统“官道”,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大的方面:
  (一)民为国本,执政为民
  这个问题讲的是“官”、“民”关系。
  儒家学者深知,人民群众是国家存在的根本、基础,有民则有国,无民则无国可言。所以《尚书》上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中》)。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荀子·王制》)儒家从人民是国家存在的根本这一思想出发,积极主张为官当政者,要爱民重民,仁民亲民,教民富民,敬德保民,德治惠民,仁政施民,反对扰民害民,欺民诈民,暴民敛民,竭泽而渔,提倡体恤民情,关心民生,富民养民,以仁裕民,与民同忧,与民同乐,并以此作为考核、衡量最高当权者及各级官吏的道德标准和赏罚准则。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勤政治国,诚实无伪,节约开支,爱护人民,用民有时,不违农时,这才是真正爱民的为政者。孔子强调为政之要,为官之德,是爱人得人。
  孟子主张仁政治国,亲亲仁民,仁民爱物的同时,尤其强调最高当政者要与民同忧乐,不能只顾自己享乐,不管百姓死活。他告诫梁惠王:与民同乐者,才能真正享其乐,只顾自己享乐者,只有灭亡的下场。“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以独夫民贼夏桀为例,说明统治者施暴政于万民,为了自己快乐,大兴土木,修筑灵台,圈占土地,耗尽民力,使百姓无法生活,而宁肯与其一同死去,这样的统治者,当然不能独乐,只有死路一条。孟子针对梁惠王好战杀人,用政害人,暴政夺民的罪恶行径,警告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孟子·梁惠王上》)当权的统治者及其各级官吏,如果只顾自己花天酒地,挥霍享受,不管百姓的饥寒冻馁,以此主政、行政,则如同率领禽兽来吃人肉,这种人怎么能做官为政呢?其结果只能像孔子所说的“始作俑者”断子绝孙了。孔子之所以痛恨“始作俑者”,就是因为其用象人形的“俑”去殉葬。这种做法尚且不可,更何况使广大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因此,孟子要统治者施行仁政,制民之产,取民有制,尽心为民,关爱百姓,与民同忧,与民同乐,保民而王。因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所以孟子一再告诫最高统治者及其各级官吏必须爱护百姓,与民同忧乐,斥责“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的无耻行径。后世儒家对此多有所论,并在自己的为官实践中,具体执行之,因而造就了一批批爱民为民的亲民官吏,深受人民的拥戴。
(二)修身立德,正己正人
  这个问题讲的是“正己”与“正人”的关系,就是为官如何为人表率的问题。
  儒家学者在探讨人生之道、为官之道的人生理想、价值时,注重的是身行道德,追求的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因此,他们特别强调做人必须修身立德,为官正己方能正人。
  孔子提倡“安贫乐道”,视富贵如浮云;讲究“为政以德”,注重“正己正人”。他面对当时不修德、不讲学、不行义、不迁善的局面,深以为忧。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孔子并不以担忧为止,而是积极提倡修德、讲学、居义、行善,并与弟子们一起践行之,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孔子认为,修身立德对于执政的最高统治者及其各级官吏尤其重要。他们必须修养心性,端正身行,为民众树立好的样子,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只有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孔子一再申明这个道理。据《论语·颜渊》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问孔子什么是政治?孔子告诉他:“政”的意思就是端正。当政者的言行不端,胡作非为,谁还听你讲的假、大、空之言呢!孔子对当政者发出的告诫,更具有明确的警示性。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当政的统治者,本身行为正当,不发布政令,事情也能畅行办得好。如果自己的行为不正当,即使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听从执行。如果端正了自己的身行,治理国家,管理政务,还会有什么困难吗?当政者连自己本身都不能端正,怎么能端正别人呢?
  孔子之所以强调为政之要在于修己正身,因为这是爱民众、得人心的前提。一个当政为官者,不能修己正身,只顾自己获取私利,满足私欲,当然谈不上爱人得人了。在这个前提下,孔子要求执政者必须处处从爱民出发,为民众着想。为此,他企望当政者及其各级官吏,都要以仁道修身,以仁政爱民,并把修身与为政结合起来。据《礼记·中庸》记载:“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知天。’”为国治政,重在用贤人,用贤人靠修身,修身靠道德,修德靠仁爱。仁者就是爱人,义者就是适宜。修身正己,是爱人、为政的基础。只有正己,才能执行各种合理的政治措施,推恩于广大民众。就是说,只有修身正己,才能执政为民。
  孔子的修身立德、正己正人的官德论,为后世儒者所继承、发展、弘扬。如汉代大儒董仲舒,就十分推崇先秦儒家“修己爱人”、“泛爱群生”、“内省正身”、“仁爱百姓”的修德为官论。董仲舒认为,“修身”为做人的根本,亦为做官行政的根本。不修身立德,不能仁爱百姓,当然做不好人,亦做不好官。所以他强调以“仁与义”来“治人与治我”。他在《春秋繁露·仁义法》篇中,对此作了精辟的阐释:“《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类。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与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如此莫之亡而自亡也。……故曰仁者爱人,不在爱我,此其法也。义云者,非谓正人,谓正我。……《春秋》予之有义,其身正也,趋而利也。故曰义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直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着于顺道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祉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故自称其恶谓之情,称人之恶谓之贼;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是故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为礼不敬则伤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宽则伤厚,而民不亲。弗亲则弗信,弗尊则弗敬。”董仲舒在这里阐释了“仁”与“义”的内涵,集中阐发了“爱人”与“修己”的内容,告诉人们修己做人和正身做官的道理和准则。非如此,不能做人,更不可做官。
  董仲舒认为,“仁”与“义”的区别是:仁主人,义主我;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正因为有了“仁”与“义”、“人”与“我”的区别,所以才有以仁治人,以义治我;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仁主人,义主我等区别和表现。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和要旨是:仁之法,在爱人,爱人之要在推恩广施,爱及四海,宽舒容众;义之法,在正我,正我之要在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操存自律,严于正己。对于执政为官者来说,只有严格修身,严于正己的仁人,才能推爱于众人,推恩于百姓;只有爱人、爱物的义者,才能以义修身、正己。这是做人立身、做官为政者的要务、准则。
  汉代以后的历代儒家学者,都在积极阐扬、践行修身立德、正己正人、爱民济众的官德论,并以此严格自律,以身作则,为民表率。
  (三)勤政为民,尽心竭力
  这个问题讲的是工作态度,就是工作主体“官员”与工作对象“事业”的关系。
  儒家学者历来强调“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要求做官执政者必须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职,负其责”,勤政守职,忠于职守,勤于敬业,不可消极怠惰,玩忽职守,丧失责任。周朝规定要从六个方面选拔、任用、赏罚、去取官吏,即廉善:有德行;廉能:有才能;廉敬:不懈怠;廉正:直躬职守;廉法:奉公守法;廉辨:明辨是非。儒家学者继承和发扬了这些思想。孔子的学生子张请教如何为政时,孔子的回答是:“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意思是说,在位时不要疲倦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耿耿。否则,不可以为官执政。
  北宋欧阳修、宋祁在评论唐朝官制时,说:“唐之官制……以分职定位。……以时考核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其为法则精而密,其施于事则简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职有常守,而位有常员也。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新唐书·百官志一》)“职有常守,位有常员”,是对历代官制的高度概括,也是历代官制的重要经验,当然是儒家学者所积极提倡的必然结果。
  明朝宋濂在评论元朝官制时说:元朝官制,亦是“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百年之间,子孙有所凭借矣。”(《元史·百官志一》)就是说,有职有位,有位有官,有官有守,守职尽责。
 南宋吕祖谦在《官箴》中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勤,曰慎。”兢兢业业,清清楚楚办理政务;勤勤恳恳,按章按制办好政事;慎重决策,认真处理政事,以此防止他人乘机生事,也免得耽误政事。为官“称职在勤”,“勤于行则事治”,这便是为官之法,为官之德,也是考核、奖惩、升降官吏的标准。
  《旧唐书·职官志二》规定:吏部的职责为“凡择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实。较之优劣,而定其留放,所以正权衡,明与夺,抑贪冒,进贤能。然后据其它资,量其注拟。其有历职清要,考第颇深者,得隔品授之,不然即否。”意思是说,选拔、任用、考核、奖惩官吏,要以“四才”即身行、言论、文书、能力,择优选用;以“三实”即德行、才用、劳效,考核实绩。从道德、才能、劳绩等方面,全面考核,权衡优劣,决定奖惩、升降、去留,从而使贤者得进,否者则去。真正有道德、有才能、有政绩的优秀官吏,要不拘一格,破格任用。具体“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着,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有才德、尽职守、有政绩者,奖之、留之、升之。否则,罚之、去之、降之。以此使各级官吏勤政守职,尽力尽责,管理好政务。这种官德政风,习以相沿,使做官为吏者相互效法。
  清代曾国藩把“修身、治人之道”概括为“勤、大、谦”三个字。“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王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勤能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修己正身,为政治人,关键是“勤而不惰”,“谦而不傲”,“大而不与”。如此守道勤政,则会尽心竭力,管理好政务。
  (四)清正廉明,秉公执政
  这个问题是讲为官者如何处理与“自我”的关系,就是如何驾驭自我、管好自我、修养自我、提高自我。
  中国人把那些清正廉明、秉公执政、为民请命、解民倒悬、仁政爱民、不苟得、不妄取、不敛财、不受贿、不贪赃、不弄权的官吏,称之为“清官”、“廉吏”;相反者,称之为“贪官”、“污吏”。“清官”、“廉吏”,受到拥护、称赞、歌颂;“贪官”、“污吏”遭到反对、咒骂、挞伐。因此,做官为吏者,多效法前者,以求青史留名,流芳百世。庶民百姓,则呼唤清官,为自己办事、申冤、鸣屈。这就使清官廉吏成为人们追求、称赞的理想人格,而贪官污吏则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儒家认为,守法清廉是为政的根本。官吏的道德,是国家健康的表现,百姓和睦的条件,天下太平的前提。《礼记·礼运》篇说:“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大臣守法,官吏廉洁,官职有一定的次序,君臣有正常的关系,这才是健康的国家;譬如乘车,天子以德为车,而乐就是车的驾驭者,诸侯以礼相交接,大夫以法度为次序,士以信义相考较,百姓们彼此和睦相处,这才是健康的世界。这种健康的世界叫做“大顺”。“大顺”就是养生送死、敬鬼事神的正常道理。反之,一个国家的大小官吏不守法,不廉洁,任人唯亲,官职无序,没有官德,便不是正常、健康的国家。不正常、不健康的国家,人们不讲信义,百姓不能和睦的生活,便会动而相害,彼此妨碍,灾祸并至。因此,历代儒家学者,都强调做官为吏者,要“以廉为先”。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深知清廉兴国、贪污衰国、腐败亡国的道理。这就促使他们做官为吏时,能够清正廉明,秉公执政,俭以养廉,以天下为公,以国家为重,以万民为务,摒绝私情,光明磊落,做好官,为好吏,执好政。
  二、狭义的“官道”——从政为官的方法艺术
  狭义概念上的“官道”,主要是指“为官之术”,即做官从政的方法、艺术。这些方法和艺术集中体现在自先秦以来历代的“官箴”之中。所谓“箴”,指的是劝诫、规劝之言。“官箴”,就是对为官者的劝诫和规劝。西周时期,周文王和周武王要求百官“官箴王阙”,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官箴——“虞人之箴”。从那时起,历代都有各具特色的“官箴”。这些“官箴”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原则、政治道德、政治关系和具体政策,几乎涵容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比如,在从政原则上,要求官员必须忠君、爱民;在从政品德上,要求官员清正、廉洁、公正、勤勉、慎思、慎行;在从政方法和艺术上,要求官员不可轻率表态、重视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善于抓住政务活动的关键和根本;在修身立德方面,要求官员加强品德和业务两方面的修养,做到勤于学习、经常反省、躬行实践。归纳起来,我国古代“官箴”主要涉及以下六个问题:
  第一,忠君道德原则。忠君是儒家传统的政治道德,孔、孟等儒学宗师均有详述。这一道德条目贯穿于历代官箴之中,成为不言自明的居官原则。在《忠经》里,忠的原则与具体的官爵身份相通,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居官守则。依照忠君原则,为臣居官者对君主要敬顺、诚信、尽心竭力、公而无私。这些认识自汉唐而至晚清,一以贯之,经由官箴作者们一再强调,具有了更为明确的针对性,正所谓“为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后化成”(《忠经·冢臣》)。
  第二,遵行礼法,安于职分,勤于政务。遵行礼制仪则是居官者的本分。在官箴倡导的具体行为规范中,遵行礼法主要表现为安于职分、勤于政务。元朝张养浩《风宪忠告》曰:“君子居其官,则思尽其职。”吕本中《官箴》曰:“当官之法,唯有三事”,即清、慎、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明清官箴中还有很多关于如何勤政的技术规范。如清袁守定提出,居官须自强,不可“好逸怀安,案牍冗塌”,即不得积压公文。王凤生指出,居官切不可办事拖拉,而是要“随到随办,并记版折,以备遗忘”。
  第三,敬上谦下,调节政治关系。儒家文化的传统之一就是讲求调节政治关系,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里的“和”即有中和协调之意。为官者身处官场,居于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和政治关系之中,能不能调处好政治关系,便是其仕途通达与否的关键。和的观念转化成具体的行为规范:首先,对于上级官长,要做到恭敬有礼。其次,对上级官长的礼敬有加也应有限度,不可卑恭、阿谀,而是要“恭而不近于谀”,“于详尽之中,寓委婉之意”。再次,对同官僚属的方法以谦和宽厚为主,做到以礼相接,以道相勉。
  第四,言行谨慎,忍事戒怒的居官修养。慎包括言语之慎和行为之慎。“言者,吉凶荣辱之枢机也。为官常默最妙”。“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这些,说的是“言语之慎”。“处事最当熟思缓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临政须善思熟思,则有得无失”。这些,说的是“行为之慎”。与谨慎言行密切相关的,是必须善于忍愤制怒。南宋吕本中《官箴》强调:“忍之一事,众妙之门,当官处事,尤是先务。”他要求为官者一要戒怒,二要能忍。制怒和忍事与孔子“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的思想是一致的。
  第五,治民清廉,执法公允。清廉是居官者必备之德。武则天御撰的《臣轨》中,专辟《廉洁》一章,指出:“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知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远害而名彰也。”为了促使居官者真能做到廉而不贪,官箴作者又提出了种种方法,如以儒家道德原则、名节和法律三方面加以约束,或“节用”、“崇俭”以养廉等。
  与“廉”相通的又一项政德标准是“正”,居官者应既廉且正,做到执政公允,公而不私。这包括三个层次:其一,当官不宜有私心。宋李元弼《作邑自箴》说:“临事当无心,无心则公,有心则偏。”强调官员的私欲、私情、私意会危害公心,影响执政公允。其二,为官者治理百姓和处理政务要不偏不倚。为官者“见事贵乎理明,处事贵乎心公”,能做到平心,就会公平理政,则百姓心服。其三,执法务必公平。要求执法官员“必须平心静气,悉秉虚公,度情揆理,务归平允”。
  第六,爱民、恤民的治政方针。仁政爱民是儒家文化的政治主题之一,自汉以后,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拥护和宣扬。这一主题也体现在居官守则上。在历代官箴中,爱民恤民的认识极为普遍,是为官之道的又一基本方针。官箴作者们把仁政爱民看作治理地方的最佳方针,深信只要能认真实施,必会取得大治奇效。于是他们一再申明,身为长令者,爱民要爱得真诚,爱得亲切,爱得实在。在他们看来,官爱民并非说说而已,而是要“平易近民”、“自与民亲”,官民之间形成融洽的“父母”与“子民”的关系。在实际政治中,爱民要通过仁政来体现,如体恤民瘼,抚赈恤,要劝农桑,兴利除害,轻徭薄赋,严禁苛扰,为民请命等等。官箴对这些方面的规定非常详细,不仅具体而且实用,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规定应当是传统官箴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三、践行官道需要把握好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对从政为官的严格要求,也有许多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人物。从这些人物从政为官的经验教训来看,践行官道需要切实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确立正确的“为政之本”理念
  “为政之本”的“本”,就是从政为官的根本,包括宗旨、信念、原则、标准、底线等。有没有正确的“为政之本”理念,是明君与昏君、忠臣与奸臣、清官廉吏与贪官污吏的根本区别。正确的“为政之本”理念,就是孔子提倡的“为政以德”。
  “德”的概念由来已久,大约在五千年前轩辕黄帝确立父系社会伦常关系时就有了德的要求。后来,经过尧、舜、禹、夏、商、周的发展,德的理论就已经成熟。周公以“敬德保民”为座右铭,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到了孔子,把“德”应用于政治领域,提倡“为政以德”。孔子认为,“政者,正也”。他把道德看作具有崇高价值的精神追求,且认为这种精神追求是可以实现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从政为官者,要在道德修养方面做下级和人民群众的表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树立“为政以德”的理念,要求做官者首先要做一个好人。古人把知识分子分为圣人、贤人、君子、小人几个档次。做官者不能是小人,至少要达到君子的道德水平。君子,也叫正人君子,就是公道正派、坦坦荡荡、公而忘私的人,就是坚持仁、义、礼、智、信五常德的人。
  树立“为政以德”的理念,应该做到:(1)努力修养提高自己。“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以修身为切入点,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整体目标。(2)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处理好人际关系。“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自己的短处。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忠于职守,鞠躬尽瘁。要时常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紧迫感,自我加压,自勉自励。
  从政为官者,只有真正做到为政以德,才能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勤政为民、秉公办事,仗义执言、刚正不阿;才可能称得上贤相名臣、清官廉吏;才能收到“以德服人”,使人口服心服的社会效果。所谓“德高望重”,只有德高,才能望重。
  从古到今的从政为官者,有不少人抓不住“为政以德”这个根本,甚至动摇“为政以德”理念,从思想到行动进入误区。常常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为政以才”,二是“为政以权”,三是“为政以势”,四是“为政以术”。
  第一种,“为政以才”,实际是轻德而重才,把“才”看作高于一切。首先,这样的人,往往自视有才,缺乏自知之明,不能正确看待自己,特别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容易“目空一切”,“恃才傲物”。其次,这样的人,往往不能正确看待别人,特别是看不到别人的优点,难以处理好自己与上级、与下级、与平级的关系,最后被孤立的是自己。第三,这样的人,往往找不准自己的前进方向,容易满足现状,自我陶醉,固步自封。
  传统文化在“德”、“才”关系上,向来是把“德”放在第一位的,“以德为美”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孔子收徒讲学五十年,将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进行教育,“德行”是放在第一位的。弟子颜回是“德行”科的第一名,深受孔子喜爱,孔子在《论语》中多次表扬颜回。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主要得益于德育。《大学》中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果轻德重才,那么“才”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发挥。因此,做官先做人,首先抓好个人的道德修养。
  第二种,“为政以权”,过分看重“权力”。为政者掌握一定权力,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本无可厚非。但单纯靠权力来行政,往往行不好政。过分看重权力,往往掌不好权。有这种思想的人,容易出现乱争权力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贪官污吏,无不是乱争权力和滥用权力的产物。
  第三种,“为政以势”,就是以势压人。这里的“势”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造势。为了炫耀自己的权力,大造声势,大搞形式主义、强迫命令、滥奖滥罚,甚至大搞恐怖主义、滥捕滥杀。二是拉拢培植自己的势力。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中国封建社会的“朋党之争”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为政以势的思想和行为,必然导致劳民伤财,天怒人怨。
  第四种,“为政以术”,把权术看做是万能的。什么是权术?就是弄权之术。比如不讲政治节操,朝秦暮楚,搞投机。比如耍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上一套,心里一套。比如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下级,欺骗同僚。比如调拨离间,调拨上下关系,同僚关系,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或陷别人于困境,自己从中渔利。比如落井下石,在别人困难的时候,再踏上一只脚,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比如造谣诬谄,吹阴风,放暗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玩弄权术的人,常常用权术糊弄上级,用权术欺压百姓,用权术排斥同事。在中国历史上把这种官吏称为“奸臣”、“佞臣”或贪官污吏。这种奸臣、佞臣、贪官污吏以术为本,自以为得意,但一般都没有好下场。有的生前得势,死后便被清算,如唐朝奸相李林甫。有的当朝得势,新朝就要受到惩处,如清朝奸臣和珅。有的昙花一现,顷刻灭亡,如民国总统、窃国大盗袁世凯。
  李林甫
  李林甫,唐朝宰相。“无学术,仅能秉笔”,说话“陋鄙,闻者窃笑”。但他由一个基层禁卫官青云直上,窃居相位19年。究其原因,除了唐玄宗后期爱好声色,怠于政事之外,主要靠他“多狡数”的政治权术和“不露声色”的阴谋诡计。
  《资治通鉴·唐纪·天宝元年》载: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李林甫居相19年,“唯务陷人”,干尽坏事,结果“亦为人所陷”。他的亲信吉温,“去林甫而附杨国忠”,又与安禄山约为兄弟。于是玄宗日疏李林甫。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李林甫忧愤而死。后被剖棺,其子孙皆被流放岭南或黔中。
  和珅
  和珅(公元1750—1799年),字致斋,满洲族纽祜禄氏。少贫无籍,略通经史,生性乖巧,善伺人主意,为乾隆皇帝宠臣。嘉庆皇帝即位后抄了他的家,抄没的财产相当于清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故在民间流传着“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语。
  和珅少时便在銮仪卫当差,19岁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由于他巧言令色,曲意奉迎,又办事利落,甚得乾隆帝欢心,官职屡升,任户部尚书、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兵部尚书,后为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其子丰绅殷德亦婚于和孝公主。
  和珅妒贤贪财。他安排乾隆帝游江南,从而捞取金银珠宝以饱私囊。他把各省和海外诸国送来的珍宝设法据为己有。将不送贿赂的云南总督参奏革职。两广总督朱珪,为政清廉,颇有声望,乾隆帝欲授予大学士之职,和珅造谣中伤,朱珪被贬为安徽巡抚,并“不得内诏”。
  嘉庆四年,乾隆帝去世,嘉庆帝根据给事中王念孙的疏奏,逮捕和珅。查明和珅执政20余年结党营私、招权纳贿,罪行严重,诏令其自尽。有人统计,和珅的家产有八万万两之多,超过朝廷10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袁世凯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又作慰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曾任大清国驻藩国朝鲜的“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工部右侍郎、山东巡抚、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内阁总理大臣,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总统。
  1898年戊戌变法前,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间的关系剑拔弩张。时任工部右侍郎的袁世凯表面倾向于变法。帝党人物谭嗣同面劝袁世凯出兵围攻慈禧太后所居颐和园。袁世凯没有对慈禧太后下手,结果戊戌变法失败,致使光绪皇帝被软禁,包括谭嗣同在内的“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有人怀疑是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密告了帝党的意图,招致变法失败。也有人说是袁世凯于康有为被革职待参时,惧怕牵连自己,遂向荣禄告了密。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及各北洋军阀将领通电支持共和,并表示只要让他当中华民国总统,他可劝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3年2月,依据临时约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确定赴京,却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革命元勋孙中山、黄兴等认为是袁世凯授意暗杀。当年7月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遭到袁世凯镇压。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胁迫临时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按照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法,大总统需得到国会投票人四分之三赞成票方能当选。上午选举,袁世凯得票未过半数,下午选举仍未达四分之三。晚上9点,第三次选举后匆忙宣布当选。当时,袁世凯雇佣大批“公民团”堵住选举大厅前后门,不准议员出入,声言不选出大总统不让他们回家。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恢复君主制,建立洪宪帝国。在此之前,袁世凯为了争取日本支持他当皇帝,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的卖国求荣与复辟倒退的行为,顿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声讨。1916年3月,袁世凯宣布退位;6月6日,因病去世。
  像李林甫、和坤、袁世凯这样的人,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亿万人民的唾骂。
  (二)确立正确的政绩观
  从政为官者正确的政绩观,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进贤为贤”,“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
  政绩观是否正确,根本区别在于创造政绩的出发点是为公还是为私,为人还是为己。
  政绩观不正确,常见的情况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情况,办事情的出发点不是看老百姓是否需要,能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惠,而是为了迎合上级的爱好,或单纯为了自己扬名。这样做,“政绩”越多,越脱离群众,甚至会招致群众的反感。
  第二种情况,办事情不讲实事求是,不因地制宜,不从实际出发,不量力而行,而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这样做,“政绩”越多,越脱离实际,结果往往是瞎折腾,劳民伤财。
  第三种情况,办事情不讲内容,只讲形式,不重实效,只重轰动效应。这就助长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恶劣行径。
  上述情况,与正确的政绩观是格格不入的。孔子说:“政者,正也。”政权,就是公正。政治,就是公平。要出政绩,首先思想要端正,品行要端正。
  《老子》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第四十六章)政绩观不端正,早晚是会自取其咎的。
  汉刘向在《说苑》中论述“君道”时,借用晋平公与师旷的对话,说:“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耳。”这段话,很发人深省。
  (三)正确处理“忠君”与“爱民”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君臣关系,提出“君为臣纲”,又提出“君臣有义”。这里的“君臣”关系,既特指皇帝与大臣的关系,又泛指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君为臣纲的“纲”,是主导、主要方面,也是主要责任承担者。君臣有义的“义”,是指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政治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很重视“爱民”。孔子讲“修己以安百姓”。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子讲“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荀子讲“安以静兵息民,慈爱百姓”。唐朝魏征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名言,归纳起来,就是人民是政权的基础。在强调“忠君”的同时,必须强调“爱民”。
  在漫长的阶级社会,相当多的从政为官者不能正确处理“忠君”与“爱民”的关系。有时为了“忠君”就淡化了“爱民”。有的甚至只讲“忠君”,不讲“爱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这种只“忠君”不“爱民”的表现:
  一是无休止无节制地加重人民负担,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巧取豪夺,不顾人民死活。
  二是隐瞒民间真实情况,报喜不报忧,甚至编造假情况,蒙骗上级,换取荣誉和赏赐。
  三是封锁上级有关体恤民情、轻徭薄赋的消息,不传达,不贯彻,不落实,蒙骗老百姓。
  四是截留上级关于赈济救灾的财物,甚至贪污肥私。
  凡是这样做的,一般都没有好下场。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有这样三个故事,批评了“只忠君不爱民”造成的恶果。
  一个故事是讲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经询问,得知这位妇人的丈夫和儿子都被老虎吃了,但这位妇人不愿离开这里,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苛捐杂税。其他地方虽然没有老虎,但苛捐杂税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更深重。因此,孔子感叹说:“苛政猛于虎”。
  第二个故事是唐朝柳宗元写的《捕蛇者说》。“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噬人,无御之者。”官府为了收购这种毒蛇制药,对捕蛇的人给予免税赋的待遇。便有人冒着生命危险,专门从事捕蛇。有一位姓蒋的人,从事捕蛇已有三代。“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问他为什么不愿放弃这种冒险的事业,他说:“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之不幸甚也。”未从事捕蛇的“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所以柳宗元叹曰:“孰知赋敛之毒有甚蛇者乎!”
  第三个故事是杜甫诗《石壕吏》,描写安史之乱时的暴吏欺压群众的劣迹和暴行。“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这些故事是非常发人深省的。
  (四)正确处理“正己”与“正人”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对从政为官的人有很高很严的要求。一要公正,二要清廉,三要忠恕,四要爱民,五要孝悌,六要仁义,七要礼让,八要谦和。总之,一切普通人应该做到的,各级官吏首先要做到;一些普通人可以不做到的,各级官吏也要做到。当官,就要做表率。要为人表率,就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也常常看到“对人严,对己宽”的现象,特别在对待同僚、平级的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这就势必影响团结,影响和谐。有的人甚至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在中国历史上,政治黑暗的表现之一,就是朋党之争。官吏之间,出于某种政治利益的需要,拉帮结派,明争暗斗,最后演化为朋党之争,结果是乱了朝纲,毁了朝廷,害了百姓。许多农民起义的暴发,都与朋党之争造成的政治黑暗有关。
  所以“正己”与“正人”的关系,是从政为官者的一个要害问题。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鉴古可以知今。传统文化中的“官道”,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