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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修智—《十道》之妇道

[日期:2014-07-07 08:10] ? 来源:菏泽市中华文化ag亚国|平台? 作者:王修智 ? 阅读:1354
本文曾在《祝你幸福》杂志2009年第8、第9期连载。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妇道”,就是为妇之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女人的道理。
  妇道的理论基础,是天道观的阴阳说。《黄帝内经》提出:“男阳女阴”,从根本上确立了男女的区别。在传统的“五伦”当中,又进一步提出“君臣有义,父子有情,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夫妇有别”是“男阳女阴”观点的现实应用。
  “男阳女阴”和“夫妇有别”,决定了在家庭当中的夫妇的分工,叫做“男主外,女主内”。
  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采集业发展为种植业。采集业便于发挥妇女的优势。种植业则更需男子大显身手。男子成为种植业的主力,成了家庭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父系家庭便应运而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成员的分工由此开始。
  所谓“男主外”,是说男子在家庭中主要承担以下任务:一是为家庭创造财富,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壮大家庭经济实力。无论是务农、做工或经商,唱主角的都是男子。二是为家庭增光添彩,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凡有条件的男子,无不经历“十年寒窗苦”的刻苦读书生涯,为的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三是保卫家庭安全。不仅要防匪、防盗、防火、防各种灾害,而且还要周旋于社会各界,或者攀高结贵,或者乐善好施,为家庭的安全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
  所谓“女主内”,是说女子在家庭中主要承担以下任务:一是料理家务。坚持勤俭持家,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二是支持丈夫建功立业,做丈夫的坚强后盾。三是孝敬长辈,特别是公婆。四是抚养教育子女。五是处理好与平辈的关系。如叔嫂关系、姑嫂关系、妯娌关系等。六是处理与街坊邻居的关系。
  这样的分工,是由农耕社会的生力水平决定的,从总体上说,考虑到了男女的不同特点,有利于发挥夫妇双方各自的优势。
  这样的分工,决定了丈夫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妻子则处于从属的位置。叫做“丈夫带着妻子走,妻子托着丈夫升”。
  这样的分工,对男子的要求是很高的,对女子的要求可以说更高更严更苛刻。对女子的这种要求概括起来就是“三从四德”。
  “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四德”,即妇德、妇容、妇言、妇功。“妇德”,即妇女德行。要求恪守妇道,从一而终,品德端正,不招惹是非。
  “妇容”,即妇女的容貌。要求端庄整洁,稳重大方,举止有度,彬彬有礼。
  “妇言”,即妇女的言语。要求说话看对象,看场合,言之有理、有礼、有度。
  “妇功”,即妇女的技能、本领、能力。要求长于相夫教子,精通家务劳动,善于家务管理。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妇道观”的思想内涵主要包括:
  第一,“男阳女阴”和“夫妇有别”是“妇道观”的理论基础;
  第二,相夫、教子、持家,是家庭主妇的主要职责;
  第三,“三从四德”是对妇女们提出的严格要求和行为规范。
  严格按妇道观行事,叫“恪守妇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所有妇女的普遍要求。在此基础上,则对已婚妇女提出了做“贤妻良母”的特殊要求。所谓“贤妻良母”,就是在“相夫教子”方面富有成效者。“贤妻”,主要是指“相夫”。“良母”,主要是指“教子”。下面着重介绍历史上几位相夫教子非常成功的女性。
  周室三母
  《汉书·列女传》中记载了周室三母,即太姜、太任、太姒。这三位女性是周人先王的妻子。作为当时的女中圣人,三母是奠定周朝伟大基业、实施幕后“工程”的关键人物。同时,三母又贤淑良德,教子有方,被后世立为最早的母仪典范而流传千古。“太”多用于称呼长辈和地位高的人,称三母为“太”是后世周人对她们的尊称。这种尊称在同时期其他女性中是没有的,可见三母在后世所受到的尊重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女性。
  太姜,周太王之妻,周王季之母,文王之祖母。
  太任(也作妊),周王季之妻,文王之母。太任是最早进行胎教的妇女,怀孕的时候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据说胎教对胎儿日后的长相德行有所影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感于善则生善、感于恶则生恶的胎教理论。
  太姒,号文母,周文王之妻,周武王、周公之母。因其仁而明道,文王亲自迎之于渭水,以舟造桥,令其通行。经过文母不懈的教导,她的十个儿子个个都成为周朝的着名人物,武王发、周公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列女传》原文如下:
  卷一《母仪传》之六《周室三母》
  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姒。
  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吕氏之女。太王娶以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贞顺率导,靡有过失。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姜。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
  太任者,文王之母,挚任氏中女也。王季娶为妃。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溲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君子谓太任为能胎教。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故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人生而肖万物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谓知肖化矣。
  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后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亲迎于渭,造舟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劳,以进妇道。太姒号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内。太姒生十男:长伯邑考、次武王发、次周公旦、次管叔鲜、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铎、次霍叔武、次成叔处、次康叔封、次聃季载。太姒教诲十子,自少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及其长,文王继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谓太姒仁明而有德。诗曰:“大邦有子,俔(读作欠)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又曰:“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此之谓也。
  颂曰:周室三母,太姜任姒,文武之兴,盖由斯起。太姒最贤,号曰文母。三姑之德,亦甚大矣!
  姜后
  姜后,周宣王姬静(公元前827年—前782年在位)的王后。周宣王即位时,经济凋敝,国力衰微。他本人迷恋酒色,早卧晚起。这使姜后十分担忧。她想,国王如此下去,国家何由得保?自己身为人妇,理应以社稷为重。于是,她脱去华丽的衣服,拔去头上的发簪,摘掉耳环,向宣王要求处分。她说:“王乐色而忘德,乱之兴,自婢子始也,敢请罪。”宣王见她泪流满面,长跪不起,深受感动,连忙将她扶起,表示要改过自新,勤于政务。自此以后,宣王重用贤才,励精图治。对外,打败了朔方等少数民族的侵犯;对内,平定了荆楚的叛乱。使周王朝转危为安,出现了“宣王中兴”。
  孔母
  孔母颜征在,春秋时期鲁国都城曲阜城内贤士颜襄的小女儿。她酷爱读书,知书达理。《孔子家语》记载,颜氏有3个女儿,当叔梁纥(hé)向颜家求婚时,颜氏对3个女儿说:陬(zōu)邑(孔子的出生地,现在曲阜)大夫叔梁纥的父亲和祖父虽然只是士的身份,但其祖先是圣人商汤的后裔。他本人身长9尺,武力绝伦,只是年龄大了些,性情严肃了些。你们3人谁愿意嫁给他?大女儿、二女儿都不做声,只有小女儿征在说道:一切都听从您的安排。颜氏就把小女儿颜征在嫁给了叔梁纥。
  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子孟皮。叔梁纥生孔子时已70岁,颜征在只有17岁。当孔子3岁时,叔梁纥就撇下孤儿寡母去世了。刚刚20出头的颜征在挑起了抚养孔子的重担。叔梁纥去世后,孔家便成为施氏的天下,孔子母子不为施氏所容。于是颜征在带着孔子离开了陬(zōu)邑,迁居到了鲁国都城的阙里。从此,母子俩相依为命,过着清贫的生活。颜征在念念不忘教育儿子学习周朝的各种礼仪,学习做人的道理和生活的技艺,以便使儿子将来有机会从政入仕。《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儿嬉戏,尝陈俎(zǔ)豆,设礼容”。“俎豆”是祭祀时盛牛羊等祭品用的器物,“礼容”是演练礼仪的规范。就是说孔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常把祭祀用的器物摆出来,练习磕头行礼等。稍长之后,颜征在把孔子送到当地的“乡校”,学习文化知识和各种实用技能。
  颜征在为了儿子的健康成长,备受艰苦,耗尽心血,35岁时便离开了人世。
  颜征在在孔子的成长过程中,表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伟大的人格修养,为圣人的一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我国古代一位优秀的母亲。
  孟母
  孟母仉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国女性。孟子的父亲早在孟子幼年就去世了。孟子是在母亲的抚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仉氏是一位很有见识、善于教子的女性。汉代刘向的《列女传》、韩婴的《韩诗外传》等书都记载了关于孟母教子的故事。
  “三迁择邻”。《列女传》记载,孟家母子二人最早住在墓地附近,年少而善于模仿的孟子整天学着别人“嬉游为墓间事,踊跃筑埋”。孟母觉得这种环境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于是就搬迁到一处集市附近。没想到孟子又天天“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孟母只好再次搬家,迁居到国家教育机构学宫旁边。在学宫那种读书演礼的浓郁氛围中,孟子也在嬉游中学习“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觉得这才是适合孟子成长的理想场所,便定居下来。
  “断织劝学”。有一天孟母正在织布,见孟子从学堂回来,就问起他学习的情况。当看到儿子的学业并没有什么进步时,孟母就生气地举刀割断了正在织着的布匹,以此来教育孟子:废学如同断织一样,最终都不会有所成就。孟子受到教育,从此“旦夕勤学不息”。
  “杀豚不欺子”。《韩诗外传》记载,一次,孟子看到邻家杀猪,就问母亲,杀猪干什么?孟母开玩笑地随口说,杀猪给你吃呀。说完之后,孟母就后悔了,觉得儿子已经懂事了,开这样的玩笑骗他,是教他不守诚信。于是就真的买了邻家的猪肉给孟子吃。
  “出妻”。《韩诗外传》又记载:“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而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无礼,非妇无礼也。’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
  “去齐”。《韩诗外传》还记载:“孟子在齐,有忧色,拥楹而叹。母见曰:‘拥楹而叹,若有忧色,何也?’对曰:‘轲闻之,君子称身而正位,不为苟得而受赏,不贪荣禄。今道不行于齐,愿行,而母老,是以忧也。’母曰:‘妇人之礼,有三从之道。故年少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义;我行乎我礼。子何忧乎?’遂决去齐之志。未及行而母疾病,不果行。”
这就是广为流传两千多年的“孟母三迁”、“断织劝学”、“杀豚(tún,小猪,泛指猪)不欺子”、“出妻”、“去齐”等故事。可以看出,在孟子少年时代,孟母的教育对他的健康成长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对其学业和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孟母也因为培育出一位历史名人而被尊为母教母仪第一楷模。
  长孙皇后
  唐长孙皇后(公元599年—634年),谥号太宗文德顺圣皇后。河南洛阳人(一说长安),隋右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女。她少好史书图传,常以古代善恶得失为鉴。13岁入秦王李世民府,后册立为秦王妃。李世民继位后,是为太宗,长孙氏亦立为皇后。
  长孙皇后长孙皇后禀性温柔,生活简约朴素,造次必遵礼制。她哥哥长孙无忌既是太宗的布衣之交,又是佐命元勋,官拜右仆射。长孙皇后鉴于汉代吕后、霍氏之乱,对唐太宗说:“妾托体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身之戒,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她又苦求哥哥逊职。太宗考虑再三,终于改授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只享受三司待遇而没有实权)。
  长孙皇后对后宫家事要求严格,从不因私而废公。长子承乾的奶母遂安夫人奏请增加东宫器用,她回答说:“为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扬,何忧少于器物也。”次女长乐公主,特受太宗宠爱,太宗吩咐各级有司送礼时比长公主要多,这事遭到魏征的反对。长孙皇后知道以后,十分佩服魏征,认为魏征能够“以义制主”,果然是位正直之臣。她说:“忠言逆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急务,纳之则俗宁,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一次,长孙皇后生病,但当她听到柴绍叛乱的消息时,抱病相随太宗,以防不测。她的病情有所好转时,太子要求实行大赦和请僧尼斋度。长孙皇后认为,信教之事“皆上所不为,岂能以吾乱天下法”。太宗和大臣们听到长孙皇后的这些话,感叹不已。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长孙皇后病重。当时宰相房玄龄被遣归茅。长孙皇后以国事为重,要求唐太宗不要重用本族之人的同时,极力推荐房玄龄。她说:“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予闻,竟无一言漏世,非有大故,愿勿弃之。”对于朝政之事,她请太宗要“纳忠容谏,勿受谗,省游畋作役”。对于自己的后事,她诚恳地叮咛太宗说:“妾生无益于时,死不可以厚葬,愿因山为垅,无起坟,无用棺椁,器以瓦木,约费送终,是妾不见忘也。”
  次年6月,长孙皇后死于立政殿,年仅36岁。她在世时,曾私下依据古代妇人的善言善事写成《女则》十篇。她告诉宫人,不必让太宗知道。当她死后,太宗见了这本书,更感悲痛不已。他对近臣们说:“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我岂不达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
  马皇后
  明马皇后(公元1332年—1382年),名字不详。父马公,养父郭子仪,朱元璋妻。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创建明朝,是为明太祖,册立马氏为皇后,谥号孝慈高皇后。
  马皇后是一位“有智鉴,好书史”的人,为明王朝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明史》载,在朱元璋起事之初,由于郭家兄弟的控制,常常连饭都吃不饱。马氏暗地从厨房里偷出炊饼揣入怀中送给朱元璋,致使肚皮都被炊饼烫坏了。而她自己却经常挨饿。后来,朱元璋以红巾军将领身份转战大江南北时,马氏随军行伍,与将士妻妾同甘苦,亲自缝衣做鞋犒军。为了击退陈友谅军的进攻,马氏毫不吝惜地将宫中金银布帛犒赏将士。她经常提醒朱元璋,要注意收拢人心,虚心接受宋濂、朱升等人的建议,做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马氏又说:“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要朱元璋不得侵占百姓财物,不要轻易动刑杀人。朱元璋十分重视这些意见,直至当皇帝以后,还常常在群臣面前将马后比作唐太宗的长孙皇后。马氏心中自然高兴,但她以国家大事为重,要朱元璋亲近贤臣。她说:“陛下不忘妾同贵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她表示自己不能与唐长孙皇后相比,但愿明太祖能效法尧舜,成为一代明君。
  马氏在被册立为皇后的15年中,总是关怀国事,恪尽妇道,勤于内治。这里姑引数例以见一斑:
  其一,大将李文忠守严州,杨宪诬其不法,朱元璋想调他回都城治罪。马皇后说:“严,敌境也,轻易将不宜。且文忠素贤,宪言讵可信?”表示了对李的信任。后来,李文忠果然在严州立下大功。
  其二,谋臣宋濂年老居家乡,他的孙子宋慎在都城犯罪被拘。朱元璋于是要罪及宋濂。马皇后认为宋濂已“家居,必不知情”,请示赦免,朱元璋不听,于是马皇后在供膳时不设酒肉,朱元璋问是何道理。马皇后说:“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朱元璋感到自己有错误,终于赦免了宋濂。
  其三,一次,马皇后问:“今天下民安乎?”朱元璋回答说:“此非尔所宜问也。”马皇后道:“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稍遇灾荒,马皇后与宫中大小也不吃肉。又有一次,宫中设宴席请群臣,马皇后自先尝,说:“人主自奉欲薄,养贤宜厚。”她认为:“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故愿得贤人共理天下。”
  其四,马皇后生活俭约,“平居服大练浣濯之衣,虽敝不忍易”。她又亲自将“余帛类丝缉成衣裳,赐诸王妃公主,使知蚕桑艰难”。而对明太祖要起用其族人为官,她却婉言谢绝,说:“爵禄私外家,非法。”
  其五,马皇后以国家大业为重,用人无私。她劝太祖说:“愿得贤人共理天下。国家官爵当用贤能,妾家亲厚,未必有可用之才。……若非才而官之,恃宠致败,非妾所愿也。”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马皇后病危。明太祖问她有什么留言。她说:“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同年八月,马皇后薨逝,葬于孝陵。明太祖有感于马皇后,决定不再另立皇后。
  传统文化“妇道观”对妇女的这些要求,经过一代又一代妇女的实践,产生了举世瞩目的效果:在中国人这个优秀群体中,中国妇女成为特别优秀的一半。一部中国的文明史,处处闪耀着妇女的辉煌,凸显着妇女的特殊贡献。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的男子人才辈出,而中国妇女不让须眉,同样是群星璀璨。
  中国妇女的优秀典型数不胜数,大概有六种类型:贤妻良母型(相夫教子型)、知书达理型、巾帼英雄型、艰苦奋斗型、深明大义型、理想信念型等。
  传统文化“妇道观”对妇女的这些要求,有利于封建家庭的稳定、社会的稳定,但严重束缚了妇女个性的发展,阻碍了妇女走向社会这个大舞台,影响了妇女对社会历史的更大贡献。“三从四德”在实践过程中的极端化、教条化,已成为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桎梏。宋代以来提倡妇女足,进一步摧残妇女生产力,使妇女彻底成为男子的欣赏品。强调妇女必须“从一而终”,“生命事小,失节事大”等,就把传统文化的“妇道”扭曲为“吃人的礼教”。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随着封建制度被推翻,民主政治建立,农耕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加快,这些封建主义的糟粕是应当彻底批判和剔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