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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修智—《十道》之师道

[日期:2014-07-07 08:10] ? 来源:菏泽市中华文化ag亚国|平台? 作者:王修智 ? 阅读:1322
  何谓“道”?古圣先贤对“道”有不同的解释。《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显然道是自然、万物的本原。《韩非子·解老》解释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jī,查考)也。”道是万物之所以生的总原理,是宇宙、自然、人生之理、之法则、之规律。
  “师”,泛指老师、教师。唐代韩愈《师说》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是人类思想和精神的传递者。传播知识、教书育人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因此,一个伟大的教师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师”与“道”密切结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是阐述作为教师的基本标准,指的是一个教师如果没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为教师。“道”是“师”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师”与“道”不可分离。
  所谓师道,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师道是指兴办教育的理念和规律,包括教育的目的、作用、意义,教育的内容、原则、方法等。狭义的师道则是指做老师的原理和规律,包括怎么当老师,怎么开展教学,怎样进行德育,怎样为人师表等。
  一、师道宗师——孔子孔子燕居像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是儒家创始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是中国人最崇拜的圣人。他被中国封建统治者封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被近代国际社会公推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孔子还是中国师道理论的创始人,也是践行中国师道的楷模。他是当然的师道宗师。
  几千年来,为了纪念他,宣传他,传播他的学说,弘扬他的道德和精神,从京城到各地,建造了许多孔子庙。这些孔子庙简称孔庙,又称文圣庙(与之相对应的是武圣庙即关羽庙),简称文庙。少年儿童入校读书,第一件事是拜孔子像。学校里每有大型活动,第一项礼仪是集体给孔子像鞠躬。每年孔子诞辰日(阴历八月二十七),全国各地都要开展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孔子的名字,在中国,在世界华人圈子里,可谓妇孺皆知。
  孔子及孔子思想,对于中国人来讲,就像布帛菽粟那样,须臾不可离开。
  据史籍记载,孔子的祖先是春秋时期宋国的贵族。宋国贵族是商代子姓王族的后裔,其早期先公微子启即是商王帝乙的长子,纣的庶兄,曾为纣之卿士。周武王伐纣克殷时,曾封纣子武庚于朝歌,使“续殷祀”。后来武庚叛乱被杀,微子启由于受到周朝当权者的信任,被封为上公,代武庚“奉殷祀”,且“国于宋”,于是便成为宋国第一代国君。
  微子启的后代、孔子先祖木金父为避宋国内乱,由宋迁鲁,定居于陬,四传至孔子之父叔梁纥,五世皆为鲁大夫。叔梁纥为陬邑大夫,向以有勇力闻名于诸侯。
  叔梁纥先娶鲁之施氏,生九女而无男;后来娶妾生一男,取名孟皮。孟,妾生之长子;皮,同跛,即“病足”,仍“不任继嗣”。晚年,叔梁纥又向曲阜城内贤士颜襄的女儿们求婚。《家语》记载:“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征在。颜氏(谓)三女曰:‘陬大夫虽父祖为(卿)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也。今其人身长九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
  由于叔梁纥与颜征在年龄相差悬殊,一个70岁,一个17岁,故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孔子3岁时,叔梁纥去世。少年孔子“贫且贱”。20岁的颜征在为回避复杂的家庭矛盾,带着孔子离开夫家,迁居鲁国都城的阙里。这里是鲁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典籍丰富,名师众多,有利于孔子的健康成长。颜征在一心教育儿子尽快成才,备受艰辛,耗尽心血,于35岁时便离开了人间。是年孔子17岁。
  孔子不负母望,小时候特别崇拜周公,特别喜欢周礼。他“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
  孔子20岁(公元前532年,周景王十三年,鲁昭公十年)时,任委吏(管仓库的小吏)。
  21岁(公元前531年,周景王十四年,鲁昭公十一年),改做乘田(管理牛羊畜牧的小吏)。
  23岁(公元前529年,周景王十六年,鲁昭公十三年)时,始教于阙里,开始收徒讲学。
  35岁(公元前517年,周敬王三年,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因鲁乱适齐。
  37岁(公元前515年,周敬王五年,鲁昭公二十七年),孔子自齐返鲁。
  42岁(公元前510年,周敬王十年,鲁定公元年),这时期,大夫季孙氏凌驾于国君之上,他的家臣掌握鲁国实权。孔子不满鲁国现状,不愿出仕为官,退而修《诗》、《书》、《礼》、《乐》,以教弟子。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体现了他“无道则隐”的主张。
  51岁(公元前501年,周敬王十九年,鲁定公九年),孔子任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治理一年,卓有政绩,四方则之。
  52岁(公元前500年,周敬王二十年,鲁定公十年),任鲁国司寇。是年夏,齐与鲁媾和,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今山东莱芜)。孔子为定公相礼,取得了外交上的重大胜利。齐君敬惧,遂定盟约,并将侵占的土地归还鲁国(《榖梁传定公十年》)。
  53岁(公元前499年,周敬王二十一年,鲁定公十一年),孔子任鲁国大司寇,摄相事。上任第七天,就杀了“五恶”俱全的少正卯。据《吕氏春秋·乐成》记载,开始尚疑其才,既而政化盛行,国人诵之。
  55岁(公元前497年,周敬王二十三年,鲁定公十三年),孔子去鲁适卫,开始周游列国。
  68岁(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归鲁。
  73岁(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逝世。
孔子在政坛上几进几出。孔子42岁时,因看不惯鲁国执政季孙氏的霸道作风而从政坛退出。55岁时,因看不惯鲁定公的腐化作风又从政坛退出。当时齐国赠送80名美女给鲁定公。鲁定公遂沉湎女色,而不理朝政。孔子在政坛的两进两出,及其周游列国13年的不凡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开发了他的政治智慧,造就了他的政治理论。
  孔子的教育生涯长达近50年。据汉代刘向《新序》载:“孔子年二十三岁,始教于阙里,颜路、曾点(曾参之父)、琴张之徒,往受学焉”,是孔子第一次收徒设教。后来,孔子在其门下汇聚了庞大的弟子徒众,形成了最早的儒家学派。孔子的教育活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开始办学到去齐国求仕之前。此时,门徒不多,但办学很有成效。第二阶段,自37岁从齐国返回鲁国,到55岁周游列国之前,共计18年时间(其中4年多时间在做官),是孔子教育事业大发展的阶段。来自鲁、齐、楚、卫、晋、秦、陈、吴、宋等国的求学弟子越来越多,孔子的威望已经树立起来。第三阶段,自68岁周游列国结束回到鲁国,到他73岁去世,共5年时间。他把精力主要集中到办学与整理古代文献典籍上。这一时期培养出了子夏、子游、子张、曾参等才华出众的弟子。
  孔子在中华文明的进步史上,至少有五大贡献。
  (一)文献学上的贡献
  我国传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诗经》,是由孔子整理成书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时有诗3000余篇,孔子选取其“可施于礼义”的305篇,按风、雅、颂分类,形成《诗经》文本,并作了解说。《论语》中对《诗经》有很多记载,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等。
  《尚书》又称《书》、《书经》,中国古代最早的历史文献。相传为孔子编定。
  (二)史学上的贡献
  孔子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着作《春秋》的作者。全书仅1.6万余字,却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鲁国历史。孔子修《春秋》,是出于拨乱反正的政治目的。《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记·太史公自序》称,《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修《春秋》,确立了许多书写历史的原则和凡例,最着名的是所谓“春秋笔法”,即:用简约的文字表达复杂的微言大义,褒善贬恶,“一字之褒,如同华衮之荣;一字之贬,无异斧钺之诛”。孔子修《春秋》,通过把历史的原始记录改写成历史着作,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应该说,不是司马迁而是孔子,才是中国史学之父。因孔子作《春秋》,“春秋”二字便成了历史的代名词。
  (三)哲学上的贡献
  《易》是大道之源,也是中国哲学之源。《汉书·艺文志》记《易》之由来,“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认为在《易》之早期发展史上,有三个至关重要的阶段:伏羲始作八卦是第一阶段,周文王由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是第二阶段,孔子作《易传》是第三阶段。《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孔子好《易》,是“观其德义”。孔子以其非凡的慧觉注意到《易》的“德义”层面,发现了蕴含于《易》之中的丰富哲理,于是作《易传》十篇予以系统阐发。可以说,孔子是改造《易》,使《易》转向哲学,从而引发了易学革命的第一人。
  (四)政治上的贡献
  孔子从“仁者爱人”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实行仁政德治,将社会公正、秩序、诚信和人民的福祉摆在第一位。提出为政要从自身做起,“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优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法治。他的政治理想,一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一是实现“天下有道”的“小康”社会。这是孔子为中国人设定的两个理想社会的目标。
  (五)教育上的贡献
  孔子创办民营学校,是打破奴隶主阶级对教育资源垄断的第一人。孔子高举“有教无类”的旗帜,冲破了教育上的分配不公,是教育面向平民的第一人。孔子先后培养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是中国模范教师第一人。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被尊为“万世师表”。孔子在教学活动中,选编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教材;传授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艺;将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进行教育。孔子在其丰富的教学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
  二、古圣先贤论师道
  (一)孔子论师道
  孔子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被奉为圭臬(guīniè古代测日影、正四时和测度土地的仪器,比喻标准、准则和法度),指导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教育,而且今天看来,仍然有许多内容与现代教育理念相吻合,闪烁着科学和智慧的光芒。
  1.教育目标是培养君子仁人。
  孔子认为,兴办教育可以对国家和个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特别重视学生思想品格和伦理道德教育,并将其放在首要地位。《论语》多次提到要致力于培养“士”、“君子”、“成人”。孔子十分重视德育,智仁勇并举,而以仁为中心。他的教学内容相当多的是以道德教育为统领。《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与操行、道德、礼义有关的内容占很大一部分。他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关于这一点,《论语·学而》篇中讲得就更明确了:“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是说,弟子在家里要孝顺父母,在外要敬重兄长,说话要谨慎、诚实,广泛地友爱大众,亲近仁德之人。做到这些之后,有多余的力量,再来学习文化知识。这就是我们今天素质教育所提倡的“育才先育人,育人先育德,育德先育魂”的渊源。
 2.教育对象是“有教无类”。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指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就是说,无论贫富、贵贱、智愚,只要带一束“干肉”作为“学费”,有志于学,都可以收为弟子,施以教诲。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教育革新。它冲破了此前学在官府、只有少数富家子弟和官宦阔少才享有受教育权利的樊篱,以实际行动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倡导平民教育。孔门弟子人数众多,成分复杂。既有鲁国权贵之子孟懿子,又有“贫且贱”的颜渊、仲弓;既有“家累千金,结驷连骑”的子贡,又有曾为罪犯的公冶长。孔子收子路为徒还有一段故事:有一天孔子走在曲阜街头,看到一个年轻人,头插公鸡毛,身披野猪皮,带把剑,像个不良少年的样子,那就是子路。孔子问他,你怎么不来跟我学习呢?子路说,何必学习呢?南山有竹,资质非常好,砍下来当箭可以射穿犀牛皮。子路认为自己就是南山的竹子,天生资质很好。孔子对他说,那么你把南山的竹子前面削尖,装上箭头,后面插上羽毛,不是可以射得更远吗?子路立刻懂了,他说就算我资质好,稍微加上后天的磨炼,可以有更杰出的表现。就立刻拜孔子为师。孔子这种不分华夷,无论贵贱,广收学徒的做法,满足了社会的需求,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这也显示了一个伟大教育家的宽广胸怀。
  3.教学原则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宋代朱熹对孔子教学经验的经典概括。《论语·雍也》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对中等以上才智的学生,可以给他讲授比较高深的学问;对中等以下才智的学生,则不宜讲授高深的学问。孔子非常注意观察学生,对所有学生可谓了如指掌,他曾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唁”,“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学生同样问孝、问仁、问政,他的回答往往因人而异,繁简不同。在子路与冉有探讨“闻斯行诸?”同样问题时,他的回答迥然不同,他的解释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子路好勇斗狠,孔子就避其锋芒,谆谆诱导,以礼相待,宽大为怀,使子路幡然醒悟。由此可知,学生千差万别,教师就应该胸中有数,既不能拾优弃劣,又不能良莠不分,最好是各有所得,统筹兼顾。
  4.教学方法是“循循然善诱人”。“循循然善诱人”就是“启发式”教学,是孔子首创。《论语·述而》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即学生必须要有疑问,然后老师才加以引导。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我不去引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我不去引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即,告诉他一个角落如此,他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如此,我就不再多说了。此外,孔子还讲究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以己推人,取譬喻义,学思并重,由博返约等多种诱导方式启发学生,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孔子还要求弟子学思结合,举一反三,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并且要做到学以致用。要采取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5.教育目的是“学而优则仕”。孔子曾提出“为政在人”、“举贤才”的主张。子夏用“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对孔子的教育目的加以概括。尽管对这句话的解释分歧不小,但将学习与做官紧密联系起来,则是毋庸置疑的。做官的人应该是受过教育的人,学习成绩优异的人应该被授予一定的官职。教育就是要培养治国安邦的贤能之士。孔子认为,子路果敢大胆,子贡通达事理,冉求多才多艺,从政都不会有什么问题。《论语·公冶长》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子路可以让他到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管理军政事务,冉求可以让他到一个有千户居民、百辆兵车的地区做地方官,公西赤可让他在朝廷上办理外交事务,接待来访宾客。
  (二)孟子论师道
  孟子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一生以学习孔子为志愿。在稷下学宫的讲坛上,孟子是代表儒家学派进行辩论和讲学的大师。孟子热爱教育,尊重教师,乐于为师,对学生的态度是“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孟子·尽心下》)。他把收徒讲学、传授知识,看成人生的乐趣之一。他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这是第一次提出把培养天下优秀人才当作人生的乐事,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把“教”与“育”二字联用。
  孟子门下受业弟子众多,最着名的有万章、公孙丑、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孟子作为教育大师,曾显赫一时。他带领学生们周游列国时的规模、气派以及受到的礼遇远远超出了当年的孔子,经常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朴素的教育兴国理念。孟子最早认识到教育对于强国富民的重要意义。《孟子·离娄上》指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他认为好的政治既不是完善的政治制度,也不是高明的统治手段,而恰恰是教育。孟子认为统治阶级“得天下”之道在于得民心,而得民心之道,用一般政治的手段不如用教育手段有效。孟子认为,在解决了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后,就要兴办学校,普及教育,主张“设为庠序(xiáng xù,古代学校,夏称校,殷称庠,周称序)学校以教之”,以“明人伦”。他在《孟子·告子上》中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因此他虽然相信性善,但也很重视后天环境对人性情的改变,所以提倡发展教育,使弟子明白人伦孝悌之道。通过教育讲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等“人伦”规范,提高民众的仁义道德水平与智慧能力,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天下也就“归仁”了。
  2.启发思维的教学原则。启发思维,指在教育中抓住最佳时机,深入细致地做好教育工作。它来源于孔子“循循善诱”的思想。孟子对此方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孟子·尽心下》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提倡学生大胆质疑、设问,然后诱导释惑,把孔子所重视的“阙疑”精神向前推进了一步。我们当然不应该提倡怀疑一切,但“疑”与“思”有一定的联系,不疑则不思,提倡多问几个为什么就是“思”,是启发思维的起点。在启发思维的过程中,孟子重视思维的灵活性。《孟子·离娄下》提出:“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勿为。”他认为,礼义如果离开它的精神实质,只有表面的形式,那就不应当遵守。在教育过程中,必须启发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与积极性,循循善诱,引导前进。
  3.磨练意志的教学思想。历代学者主张锻炼意志,以利于人们建功立业。《孟子·告子下》指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这样,才会增加能耐,提高本领,承担大任,有所作为。孟子还勉人积极进取、舍生取义,与孔子勉励人们持以恒心、杀身成仁的思想如出一辙。人的意志正是在勤奋学习,刻苦工作,敢于吃苦,勇于牺牲的过程中得到锻炼的。
  4.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循序渐进,首先要专心有恒。孟子反对那种三心二意和心不在焉的学习态度。他认为,是否专心,对学习的好坏关系极大。不仅要专心,还要坚持不懈,不能一曝十寒。“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告子上》)他曾举“掘井”作譬喻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意思是说,做一件事譬如掘井,掘了六七丈深还没掘到地下水,依然是一口废井。人而无恒,半途而废,犹为弃井也。这是处事的一般道理,同样适用于教育。它既指教导者教导之恒,也指学子求学之恒。师生都能够做到持之以恒,才能使教育不至于半途而废,劳而无功。教育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艰苦过程。《孟子·告子上》讲过一个家喻户晓的典故:“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如果请弈秋这样的围棋高手教两个学生走棋,一个专心致志,另一个胡思乱想,以为有一只天鹅快要飞来,想着去拿弓箭来射它。其结果,后者的学习一定不如前者。这决不是由于他们智力的差异,而是由于他们专心与不专心的关系。对教育来说,学习上的差异决定于人对学习的专心与否,而不是决定于人的天资高低。
(三)荀子论师道
  荀子是稷下学宫儒家的一位大师。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稷下学宫度过的。他受学于稷下,成长于稷下,成熟于稷下,并最终成为稷下学宫中最负盛名的领袖人物。他立足于儒道,汇通百家之学,成为集百家之大成的思想家、教育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荀子早年在齐国的稷下学宫主要从事游学活动。后来游历于齐、秦、赵、楚等国。他曾经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祭酒”之职。李斯、韩非子都是他的学生。后来荀子逐渐发展成主持学宫各项事务和活动的领导者,可见,他当时在教育方面的名望之高。
  荀子的教育理论基础是性恶论。他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人之所以能尊尚道德,做出好事,就是由于加强对他们教育的结果,使他们变恶为善。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融合诸家思想形成自己独特的师道观,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1.学、思、行结合的思想。荀子《劝学篇》指出:“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强调在善学、博学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深入。荀子认为思是学与行之间的关键,学不思则不明。因此,他认为理想的“大儒”不止是博学多能,而最重要的是有超常的理性判断能力。荀子认为“行”既是学习的方法,也是学习的目的。“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才是学习知识的真正目的。总之,学、思、行相结合,构成整个学习的完整过程,缺一不可。这也就是荀子所言的“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
  2.持之以恒的思想。《荀子·劝学篇》开宗明义强调:“学不可以已。”就是说,学习知识来不得丝毫间断或停止。这是荀子在总结学习经验中提出的科学论断。在指导学生学习时,就要积微见着,积善成德,教导学生持之以恒。荀子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qíjì,千里马)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些言论至今被视为关于学习的至理名言。坚持是必要的,但要目标明确,方向对头,而不能见异思迁。如果用心不专一,学习也不会有所收获。荀子的学习观,对今天的教育教学仍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3.尊师重道的思想。荀子提倡师道尊严的思想,受到历代学者推崇。他认为,教师是崇高而伟大的职业,只有儒者和君子圣人才能承担。教师是以礼义来教化士农工商的职业工作者。因此,他特别强调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荀子·礼论》中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天地君亲师是礼之本”,“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可见,教师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因此他告诫统治者:“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荀子·大略》)荀子认为,是否尊重教师,关系到青少年一代人格的养成,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安宁。教师应当受到统治者和全社会的敬仰和重视。
  (四)墨子论师道
  春秋战国时期,占据教育主导地位的有两大学派:“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篇》)它们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对开启民智、提高人们的文化意识,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墨子认为,以“耳目之实”获得的直接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来源。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见、所闻为依据。墨子以他的认识论为出发点,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宗旨,大力兴办教育。他主张通过“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建设一个民众平等、“兼爱”的社会。他一生的活动主要是“上说下教”,门下弟子众多,通过一种民间秘密结社性质的组织,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他的教育思想不像孔子那样系统完整,但他所提出的许多主张是相当深刻的,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
  1.主张造就“兼士”。墨子认为,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务的人才,不仅要有各种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有“兼爱”天下的道德境界。《墨子·尚贤上》提出了所要造就的“兼士”要达到三个标准:一是“厚乎德行”。就是要有高尚厚重的道德品行。二是“辩乎言谈”。即具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能言善辩。三是“博乎道术”。是指在知识才能方面,不仅要掌握墨家的思想主张,而且要懂得实用技术,通晓治国安邦的权术。同时,他还要求墨家弟子做到“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修身》)他强调学生要具有高尚的品格和心忧天下的道德素养。
  2.重视因材施教。墨子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他根据社会分工的不同,把教学分为农学、纺织学、手工学、机械学、建筑学、商业学、军学等,涉及的面非常广泛。同时根据弟子接受能力的不同,分为优等生、中等生、末等生。墨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因人、因时、因事、因地的不同,而施于不同的教育。他提出:“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耕柱》)据此可知,墨子根据教育对象个性、爱好、志趣的差异,挖掘弟子潜力,发挥弟子特长,分别施加教育。墨子说:“夫知者,亦必量力所能至”(《墨子·公孟》),“子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墨子·大取》)。就是说,要照顾到学生的知识能力,使教学进度快慢得当,深浅得当。
  3.提倡立言践行,反对华而不实。《墨子·经说上》指出:“行:所为不善名,行也;所为善名,巧也,若为盗。”意思是说,做事的目的不为得到好的名声,而是为了天下着想,就是力行。所作所为是求功名,就是取巧,是盗名逐利。另外,墨子以身作则,躬身实践的精神,亦堪称世人的楷模。他强调无论成功与挫折,都要坚持自己的“道”。连一向敌视墨家的孟子也赞叹墨家道:“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充分说明了墨子兴办教育的成功。
(五)《大学》论师道
  《大学》原为《礼记》第42篇。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来,编次章句。朱熹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是孔子的话,曾子记录下来;“传”是曾子解释“经”的话,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认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二程百般褒奖宣扬《大学》,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因此,《大学》被认为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古代大学的教科书,是儒家关于教育的纲领性论着。
  《大学》仅有2000余字,文字精短,思想高深。《大学》的思想一般被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二者密切联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大学》开篇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亲民,也就是新民,即革新、弃旧图新、去恶从善),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三纲领”,构成了《大学》的基本思想。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八条目”是实现“三纲领”的途径。十章分别对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出解释。
  “明明德”,是指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
  “新民”,是指让人们革旧图新。
  “止于至善”,是指要达到最好的境界。
  “本末”,是指做事要分清主次,抓住根本。“格物致知”,是指穷究事物的原理来获得知识。
  “诚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着其善”。
  “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
  “修身”,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
  “齐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
  “治国平天下”,是谈论治理国家的事。怎样治理国家呢?首先要做表率。自己讨厌的,不加给别人。得到众人的支持就会得到国家,失去众人的支持就会失去国家。
  (六)《学记》论师道
  《学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着作《礼记》49篇中的一篇。《学记》全文共20节,1229个字。其篇幅短小精悍,内容丰富、精辟、深刻,被认为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教育典章制度专着。
  《学记》写作于战国晚期,据郭沫若考证,作者为孟子的学生乐正克。《学记》主要论述了教育的作用、政策、制度、方法等。首次从理论上对教育教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它所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教育目的与作用。《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把教育作为实施政治和进行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学记》提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就是说,只有通过教育教化才能够提高社会道德水准,树立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社会风尚。
  同样,教育对个人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学记》提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凡是有作为的统治者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仅仅依靠发布政令、求贤就士等手段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统治者要想使百姓遵守社会秩序,形成良风美俗,实现天下大治,必须加强社会教化,通过教育手段,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自觉。人虽具有天生的善性,但不接受教育,不经过努力学习,就无法懂得道理,更不能遵守统治者的法令。这就像一块美玉一样,质地虽美,但不经过仔细雕琢,就不能成为美器。古代帝王深谙此理,他们在建设和发展国家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优先发展教育,教化人民。
  2.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学记》在强调教育的作用,阐明教育目的的同时,还规划了学校教育制度,提出在不同的行政机构中建立不同等级的学校,以形成纵横交错的教育网络。《学记》提出:“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xiáng),术有序,国有学。”家、党、术、国是从地方到中央的行政区划,塾、庠、序、学就是设在家、党、术、国的学校。这一提议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极大。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并立的比较完备的教育体制。
  《学记》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学进程和考核标准。“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是古代学校教育中确立年级制的萌芽。意思是说,大学每年都招收新生入学,大学成绩考核每隔一年进行一次:第一年考察学生“离经辨志”,即给经书析句分段的能力和学习志趣;第三年考察其是否“敬业乐群”;第五年考察其是否能够做到“博习亲师”;第七年考察其“论学取友”的能力,符合标准的,叫“小成”。再过二年即九年考察学生能否做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即对知识能融会贯通,其思想和行为皆能坚实不移,符合标准的就叫“大成”。
  由此可见,《学记》所提倡确立的成绩考核制度具有循序渐进、智德并重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重德重智的传统。
  3.教育原则与方法。《学记》总结先秦以来教育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从指出问题为切入点,提出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应该采用的方法。
  (1)教学相长。《学记》在世界教育史上首次提出“教学相长”的命题。《学记》指出:“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教学相长”的本意是指教师自身的学习是一种学习,教导别人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种学习。因此,《学记》提倡教师一方面必须向书本学习,在向书本学习中发现自己在知识积累上的缺陷和不足,使自己不断提高进步。另一方面就是向教学实践学习,向学生学习,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自己讲不明白的问题,即“知困”,才能促使自己自强不息,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教学相长”深刻揭示了教与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学”因“教”而有所进,“教”因“学”而有所深。这一光辉命题的提出,是《学记》对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的重大贡献。
(2)豫时孙摩。“豫”就是预防为主的原则。《学记》提倡“禁于未发之谓豫”,即当学生的坏思想、坏毛病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要防微杜渐。实践证明改造旧的要比塑造新的艰难得多。所以无论是文化知识的教学,还是道德品质的养成,都应坚持预防为主,塑造为主,改造为辅的原则。“时”,就是“当其可之谓时”,要求教学必须把握住恰当的时机,及时施教,及时点化。“孙”就是“不凌节而施之谓孙”,即教学要遵循一定的顺序进行,否则,“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学生就会苦不堪言。“摩”就是“相观而善之谓摩”,就是强调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互相取长补短,在集体的研讨、争鸣、竞争中共同进步。否则,如果一个人孤独地学习,脱离集体环境拒绝学友的帮助而闭门造车,必然“孤陋而寡闻”。
  (3)长善救失。《学记》指出:“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就是说,学生学习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或贪多嚼不烂,或知识面太窄,或避重就轻,或浅尝辄止。这四种缺陷是由于学生学习时的心理状态不同所造成的。作为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了解不同学生之间的心理差异,做扬长避短、补偏救弊的工作,促进学生将缺点转化为优点。
  (4)藏息相辅。《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善于处理好正课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有主攻方向,业余爱好广泛多样,二者相辅相成。《学记》说:“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就是强调,业余爱好可以辅助正课学习,因为如果课外不弹奏各种乐器,课内就不能熟练地学习琴瑟;课外不学习歌咏,不吟咏杂诗,课内就不能深刻地理解《诗经》;课外不练习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杂事,课内就不能很好地学习礼仪。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课堂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规定动作”学有所成,“自选动作”形式多样,整个教学活动张弛有节、严肃活泼。
  (5)启发诱导。《学记》提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意思是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启发诱导。引导学生但不要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这样才能使师生之间和悦相亲;对学生严格要求,但不要压抑其个性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到学习虽有压力但却容易达到目标,不至于“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引导学生打开思路,但不要急于提供现成的答案,才能养成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样就算是善喻了。这是《学记》对孔子启发诱导教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七)韩愈论师道
  韩愈(公元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韩愈虽然不算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但是他的许多着作都是宣传儒学思想的,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师说》是中唐时期,针对当时士大夫骄傲自满、轻浮狂躁、“耻学于师”的现实状况,从而呼吁人们尊师重道的。《进学解》是通过师生问答的形式,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的。这两篇名着阐发的一些教育主张和观点流传千古。
  1.关于教师的作用。《师说》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就是说,教师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传道”。韩愈所说之道就是儒家之道,即“先王之道”、“圣人之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思想品德和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韩愈把“传道”放在“受业”、“解惑”的前面,表明他把教育学生做人比做学问看得更为重要。二是“受业”。“受业”,即“授业”,主要是传授儒家经典,同时,教给学生读写算的能力,进行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三是“解惑”。所谓“解惑”,是指在传道授业过程中,学生会遇到许多不解之事,教师就是解答学生的各种疑问、疑惑。韩愈还说:“人非生而知之者”。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需要有人为他传道受业。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需要有人为之解惑。这样短短的几句话,充分说明了老师的重要性。如果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进一步说明了老师的重要作用。
  2.关于师生关系。韩愈继承了儒家关于“学无常师”、“不耻下问”的观点,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师”,他还举例说:“孔子师郯(tán)子、苌(cháng)弘、师襄、老聃(dān)。”
  郯子是春秋时期郯国国君,据说孔子曾向郯子学习历史。郯子的先祖少昊,是上古贤明的帝王。他的“以鸟命官”的故事,郯子知之甚详。所以,当郯子来鲁国访问时,孔子就及时向郯子请教。离开郯子时孔子感叹:周天子那里已经没有这类人才了,像郯子这样有学问的人,已经散落于四方了。
  苌弘是春秋时代音乐大师。据说孔子曾于公元前518年和前495年,两次向他求教音乐理论、天文知识以及探讨《韶乐》与《武乐》的优劣、异同。孔子与苌弘的会晤,对他定《乐经》、着《春秋》帮助很大。
  师襄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的着名乐官。本来孔子弹琴的技艺已经相当好了,但他不满足。在他听了师襄的弹奏之后,就下定决心要向师襄学习,并使自己的琴技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老聃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末年思想家,道家创始人。当时老子名声很大,孔子曾经从鲁国专门来到周朝首都,向老子请教“礼制”的问题,并称赞老子博古通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其犹龙邪!”现在洛阳东关大街北侧有一座牌坊,古碑上面刻有“孔子入周问礼处”。
  韩愈引证孔子所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进一步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谁先懂得道,谁有学问,谁就是老师,实际上是在“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标准上,进一步讲清楚何以为师的道理。这是符合择师之道的。
  3.?关于治学态度。《进学解》一开篇,就以精炼明快的语言指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意思是,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劳,荒疏在于嬉戏;德行的成就在于深思,毁坏在于因循随意。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学习成败的规律,至今成为大家熟悉的学习格言,不少人把它作为座右铭。所谓“勤”即口勤、手勤、脑勤。“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口中不停地吟诵儒家六经文章,手中不断翻阅诸子百家的文章,夜晚点灯读书,夜以继日一年到头辛勤不息。
  《进学解》鼓励学生自身努力进取,不要过多地考虑外界的因素。指出:“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意思是作为学生,重要的是要考虑学业能不能精进,而不要埋怨官府不明察,不能录用自己,忧虑的是自己的德行能不能成就,而不要担心官府不公正。
(八)朱熹论师道
  朱熹(公元1130年—1200年),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
  尽管朱熹不是山东人,但综观朱子之思想渊源中有众多源头活水,核心主要吸取了儒家孔孟等圣贤的思想精华。明王祎认为:“朱子之道,固集至贤之大成者也。”着名学者贺麟提出:“朱子之所以成为儒学之集大成者,乃在于他把握了孔孟的真精神和活灵魂。”毫无疑问,朱熹是先秦儒学的继承者、复兴者,是宋代新儒学大师。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最重要的代表着作,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是四部书的汇集。《朱子语类》是朱熹讲学语录的汇编,共140卷。朱熹一生从事着书和讲学活动,尤其热衷于书院教育。
  我国宋代有着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北石鼓山下的石鼓书院,河南商丘县城的应天府书院(亦称睢suī阳书院)。其中,朱熹主持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两大书院,并亲自参加书院规章的制定和教学管理工作。朱熹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1.关于教育目的和作用。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提出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自己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他制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关于“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朱熹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
  8岁至15岁为小学阶段。朱熹十分重视这个阶段的教育,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打造“圣贤坯模”。他认为如果儿童时期没有打好基础,长大就会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再要弥补,就极为困难了。“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因而,他认为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小学主要以“教事”为主,就是“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他认为,在儿童阶段空讲大道理是无济于事的,最好是从具体的行为训练着手,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他从经传史籍以及其他论着中广泛采集有关忠君、孝亲、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诗、故事等,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教育用书,广为流传,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还撰写了《童蒙须知》,对儿童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礼仪、行为习惯作了具体规范。
  15岁以后为大学阶段。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成之功”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教育内容的重点转为“教理”,即“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说:“国家建立学校之官,遍于郡国,盖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大学的教材主要是《四书》和《五经》,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国家的有用之才。
  3.关于教学和读书方法。朱熹认为,学习的首要内容是儒家经典,因为它凝结着天理精蕴。他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读圣贤之书的目的在于穷其理。他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精致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熹去世后,他的弟子门人总结整理其有关读书的经验,归纳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
  (1)循序渐进。朱熹循序渐进的读书方法有三层涵义:一是指学习的过程应当根据难易程度确定次序,由浅入深,由小及大。他指出:“事有大小,理无大小,故教人有序而不可躐(liè,超越)等”,“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后传以远者大者”。二是指知识的积累和持之以恒的治学态度。他注解《论语》“譬如为山”时说:“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三是指在读具体的书方面,要按照首尾篇章的顺序,“未明于前,勿求于后”。强调扎扎实实,一步一步推进。
  (2)熟读精思。朱熹指出:“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