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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修智—《十道》之孝道

[日期:2014-07-07 08:09] ? 来源:菏泽市中华文化ag亚国|平台? 作者:王修智 ? 阅读:1293
? 本文曾以《齐鲁文化与孝道》为题,在2010年2月《大众日报》、《联合日报》连载。人民网、大众网均转载。
  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准则。将这个理论和准则应用到处理子女与父母、晚辈与长辈的关系,就是孝道文化。孝道文化以血缘、亲情为研究对象,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之一。孝与忠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渗透到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人民以纯朴真美的行孝方式,演绎了无数感人至深的孝行典故。
  自古以来,孝道文化在和睦家庭、凝聚家族、纯化民风、和谐社会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开发、创新和利用中华传统孝道文化,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关于“孝”的论述
  在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经典特别是儒学典籍里,关于“孝”的论述俯拾皆是。
  《孝经》中有:“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
  《论语》中有:“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孟子》中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大学》中有:“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
  《诗经》中有:“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礼记》中有:“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可谓孝矣。”“父母在,不称老,言孝不言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睦于父母之堂,可谓孝矣。”“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
  《劝报亲恩篇》中有:“天地重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家安。为人须当孝父母,孝顺父母如敬天。”“人生五伦孝当先,自古孝为百行源。世上惟有孝字大,孝顺父母为一端。”“要问如何把亲孝,孝亲不止在吃穿;孝亲不教亲生气,爱亲敬亲孝乃全。”
  《弟子规》中有:“亲爱我,孝何难;亲恶我,孝方贤。”“首孝悌,次谨信。”
  《增广贤文》中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千万经典,孝义为先。”
  《孔子家语·弟子行》中有:“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
 二、孝道文化的历史渊源
  孝道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孝”字最早出现在商代的甲骨文卜辞中,不过是一个作地名,一个作人名。关于“孝”字,《尔雅·释训》云:“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说文解字》云:“孝,善事父母者。”《康熙字典》将“孝”列入“子部”,意为孝是子女们应做的事。《说文》中又记“孝”字“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这个字的组成是一个老人在庇护着一个孩子,也可解释为老人拉扯子女长大,或是子女在下面搀扶着父母。
  孝观念的产生应在父系社会、父权制确立后,国家出现之前。其基本前提有两个:一是一夫一妻制个体婚姻的确立,一是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亲”之情。这个时间大约是距今5000年到4000年之间,属于新石器后期,也是原始社会的后期。传说中的伏羲、炎帝、黄帝距今约5000年,舜孝感天下传说中的尧舜禹距今4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孝子就是舜。可见在我国原始社会,人们就有了孝的观念。
  尧舜禹之后是夏商周。夏商周是我国的奴隶社会。
  据考证,夏代已有祭祀祖先的宗庙。《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夏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自己吃的穿的很差,但祭祀祖先的祭品却十分丰盛。夏三世太康失位,其子少康通过斗争又夺得了王位,继续夏的统治,恢复了祖业。这种恢复本家族统治的做法,正是继承祖业“孝”的表现。
  到了商代,有了文字记载的依据。当时孝的内容有“享孝”和“追孝”两种。“享孝”是在现实生活中奉养父母;“追孝”则是用祭祀的形式体现对死去的祖先尽孝道。甲骨文中记载商代祭祀祖先的例子很多,目的多是为了祈求祖先神灵对后人的保护。
  西周时期,已明确出现了孝的观念。
  《逸周书》的《宝典解》,记载周武王对周公旦谈到“九德”,其中就有“孝子畏哉,乃不乱谋”的语句;《官人解》中,周公旦说到鉴别人的品德,可从父子关系方面着眼,“父子之间观其孝慈”。在早期典籍《易经》、《尚书》和《诗经》里,都有关于孝的论述,孝的观念在当时已很流行。《尚书·酒诰》中说:“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意思是,在农闲的时候,用牛车载着商品,去远处的地方进行贸易,用来孝敬赡养父母,让父母高兴。《诗经》里的《大雅·下武》有:“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意思是说,武王伐纣,是法则三王(太王、王季、文王)的孝行。孝就是法则先祖,就是按先祖意思办事。《大雅·既醉》也表现了相同的意思。诗中说:“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大意为成王的臣下有孝子、孝行,对于这种孝子及其孝行,要在王朝中转相教导,加以宣扬,使人们效法。从武王时所说的孝指法则先人,到成王时对于孝子、孝行的褒扬并加以转相教导,可以看出,作为一种对于先人和父辈加以敬养、侍奉的理念及其行为方式准则,孝已经有了明确的内涵。
  春秋以来,西周形成的孝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反映春秋时期社会政治、思想面貌的《左传》、《国语》里,已出现了比较成熟的关于孝的思想。如季文子说:“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左传·文公十八年》)不仅把孝与忠联系起来,作为吉德的内涵,而且提出了“孝敬”,以丰富孝的观念。《国语》亦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国语·晋语一》)
  由孝的观念演化为孝道,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继承并发展了在他之前的孝的思想,提出了系统的孝文化观和关于孝的行为规范原则。他把养亲与敬亲结合起来,强调:“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以敬把人与犬马之养区别开来,敬亲是人所独有的。孔子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把弟子对父母的孝和对兄长的悌作为仁与礼的规范要求,并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述。孔子虽未完全否定周代祖先崇拜的古老传统,但其着力点在于重视人事。因而孔子重视孝的现实人伦道德意义,重视孝作为家庭道德的伦理内涵,使“善事父母”这一伦理规范意义的孝完全凸显出来。
孟子强调孝子不仅要养亲,而且要尊亲:“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孟子·万章上》)把尊亲与养亲相结合,更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荀子则在孝道中强调道义的原则,他说:“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认为人们不仅要做到在家孝敬父母,外出尊敬年长的人,对上顺从,对下诚恳,而且在君臣、父子关系中,要贯彻道和义的精神,这体现了孝的大义。
  身体力行孔子的孝道并有所发展的是孔子思想的继承人曾参。曾子将孝发展成为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提出“夫孝,天下之大经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在孔子的指导下,曾子撰写了《孝经》。这部书以孔子与曾子问答的方式阐发孝治思想,被后世奉为行孝经典。《孝经》以孔子思想为本,在承继以往丰富的孝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将其系统化并加以综合发展,集先前孝道文化之大成。《孝经》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作了系统而具体的规定。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封建专制君主服务联系起来,主张“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按照人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该书还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孝经》中所反映的忠孝观念对于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流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所提倡的养老、敬老、尊老、亲老、送老思想,也反映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对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孝道文化的基本内涵
  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礼仪。从敬养上分析,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即:养亲、敬亲、顺亲、礼亲、谏亲、光亲。
  (一)养亲
  养亲即子女对父母在生活上赡养,是孝的最起码的要求。这应有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的责任,使其安度晚年。曾子认为,“孝有三:大者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可知子女养亲是孝的最低标准。孔子回答子夏:“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论语·为政》)有事情,年轻人去做;有酒食,父兄先享用。二是尽力为父母做事,满足父母的要求。子夏说:“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是说一个人的力量有大有小,对待父母要使出全部力量来,这就是恪守孝道。三是守候在父母身边。“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守候在父母身边,是为了更好地尽子女之责。四是关心父母身体健康。孟武伯问孝时,孔子回答“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听说父母生病了,子女心中增添忧愁。“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喜的是父母已经这么高龄了,惧的是高龄以后便离死亡越来越近。
  (二)敬亲
  孟子说:“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孟子·万章上》)对父母在生活上奉养,是最起码的要求,还要在人格上对其尊重,思想上令其满足,才能使其健康长寿。《礼记·祭义》记“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礼记·曲礼》曰:“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当子游向孔子问孝时,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对家内的动物要养,对父母也要养,两者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敬”。孔子对于尊敬父母的要求作出如此尖锐的比喻,可见对此事的重视非同一般。孔子还说:“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把是否“敬”父母作为君子、小人的分界线。子夏问孝时,孔子就说过“色难”,是说能和颜悦色地对待父母,是不容易的。曾子说过,“孝子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礼记·内则》),不仅要养老,还要使父母心情快乐,不违背父母的意愿。
  (三)顺亲
  人们常说“孝顺”父母,“顺”就是顺从父母的意志,遵循他们的意愿,按他们的要求行事。《论语》记“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无违”。孔子还说过:“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进一步强调子女的意愿始终要和父母一致,不能轻易改变和违背。孟子则认为,“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离娄上》)。可见其对顺从双亲的重视程度。曾子在这方面的主张更为具体,他说:“父母生之,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父母全之,子弗敢阙。”都是讲要尊重父母的意愿,对父母要顺从。《中庸》中对顺父母的行为总结为“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清楚地说做子女的应该顺从父母。但孔子、孟子等的顺亲观点并非说应该盲从,愚孝盲从是从汉代开始到宋明时期发展到顶点的。宋明时期,形成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愚忠愚孝的观念。据《孝经》载,曾子问孔子:“从父之命,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又说:“从父之命,又焉得其孝乎?”可见,孔子讲的顺亲并非盲目地顺从。
(四)礼亲
  礼亲即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周礼)来对待父母,这就把孝纳入了政治的范畴。《论语》及《孟子》中均引用孔子告诫弟子们的话: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这里的礼即指周礼。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慎终”是葬之以周礼,“追远”是祭之以周礼。当时周礼规定得十分繁琐,“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无所不用其礼。依周礼的标准来孝敬父母,是最重要的事。《礼记·曾子问》载:“曾子问曰:‘君薨既殡,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如之何?’曰:‘归居于家,有殷事,则之君所。朝夕否。’”意思是,曾子问孔子:“如果国君死去,殡了起来,又赶上父母之丧,应该如何对待呢?”孔子回答说:可以先在家里为父母守孝。一旦国君那里有事,就要立即前去,早晚守候在国君那里。就是说,国事大于家事,国丧大于家丧,依此对待父母也是尽孝。
  (五)谏亲
  孔子认为,父母若有错误,为子者可以用委婉的语气进行劝谏,以免陷父母于不义。《孝经·谏诤章》假托“曾子问”之名,以孔子之口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这段话是说,地位越高,敢于谏诤的争臣越重要。家庭中对于一家之长的父亲来说,有争子就可避免身陷于不义。做子女的,明明看着父辈不对,却盲目服从,不去谏诤,“又焉得为孝乎”?《论语·里仁》中记载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孔子主张子女对父母的过错应反复婉言劝其改正,如果父母仍然执迷不悟,子女也不应生出怨恨之心,要依然敬重他们。《礼记·内则》中记载了“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不悦,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的说法,虽然要注重方式方法,但在关系到违反社会公论的大是大非面前,即使父母再不高兴也得极力劝阻。对此曾子亦主张:“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辩。争辩者,作乱之所由兴也。”(《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如果父母不听劝阻,子女不可从婉言相劝上升为争辩,应把父母过错归于自己,以思弥补父母之过,而且不可违逆父母的意愿。
  (六)光亲
  儒家的人生观主张人生在世要积极入世,对社会作出贡献。一个人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只要作出成绩来,便可以“扬名声,显父母”。《孝经》论孝有三个层次:奉养父母是最低要求,再进一步是“弗辱”,子女不要给父母带来侮辱,一个人做了坏事,连累了父母,乃是最大的不孝,即孔子所说的“一朝之念忘其身,以及其亲”(《论语·颜渊》)。《孝经》中所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是把子女建功立业为父母争光,光宗耀祖,放到孝的最高水平来看待。正因如此,人们凡做一件大事,都考虑到“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上及祖宗、父母,下及子孙后代,对整个家族有很大影响的事情。
  四、历代统治者的以孝治天下
  在西周王朝,统治者主张敬天、孝祖、敬德、保民,重视尊老敬贤的教化。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恪守君臣、父子、长幼之道:在家孝顺父母,至亲至爱;在社会上尊老敬老,选贤举能;在国家则忠于君王,报效朝廷。周代规定:“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礼记·王制》)“杖”指老年人拄的手杖,拄着拐杖的老人是受尊敬的人。杖于家、乡、国、朝之说,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应该逐步受到更大范围人们的尊敬。周代不仅倡导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要定期举行养老礼仪。周代的养老礼仪包括朝廷和地方两个层次。在朝廷,天子一般都要定期视察学校,亲行养老之礼,在太学设宴款待三老、五更及群老,以示恩宠礼遇。在地方,则每年都要定期举行乡饮酒礼,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享有特殊的礼遇。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在尊老敬老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论语》、《孝经》等书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大量言论。孝作为华夏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经孔孟儒学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确实是深入民心。
  自秦代以后,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义传》,就是表彰孝子,让他们青史留名。汉代是中国封建帝制社会全面定型的朝代,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从汉王朝开始,提倡“以孝治天下”,孝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特别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正统思想,孝也成了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成为中国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开始直接服从于“父为子纲”、间接服务于“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道德规范。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两汉时代,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其他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表明了朝廷的政治追求和对“孝”的尊崇。提倡孝道,褒奖孝悌,是汉以孝治天下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据《汉书》与《后汉书》帝王纪中记载,自西汉惠帝至东汉顺帝,全国性对孝悌褒奖、赐爵达32次,地方性的褒奖则更多。皇帝幸巡各地,常有褒奖孝悌的事。有时一地出现祥瑞,则认为是弘扬孝道所致,也要褒奖孝悌。对于着名的孝子,皇帝更加重视,把其作为弘扬孝道的榜样,精心扶植。如有一陈姓寡妇,养婆母28年,汉文帝感其孝行,给予“孝妇”称号。东汉初年,临淄人江革以孝母闻名乡里,光武帝赐其“巨孝”称号,赐谷千斛。
  在政治制度上鼓励孝道,重视养老,选拔官员也把“孝”作为一个基本标准,兴“举孝廉”,察举善事父母、做事廉正的人做官。元光元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元朔元年,武帝又下诏,凡两千石以上官吏必须察举孝廉,否则按不敬和不胜任论处。“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有司奏议曰:‘……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书·武帝纪》)自此以后,以孝为本就成为选拔官吏的标准。汉武帝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吏多为孝廉出身,被视为仕宦之正途。举孝廉者往往被任为“郎”,在东汉尤为求取官职的必由之路。山东嘉祥武氏祠的墓主人武开明、武班、武荣都是经察举孝廉后入仕做官的。桓帝诏书说:“孝廉、廉吏皆当典城牧民,禁奸举善,兴化之本,恒必由之。”(《后汉书·桓帝纪》)宋代徐天麟说,汉代“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斯为后世所不能及”(《东汉会要·选举上》)。可见孝廉任官,对稳固汉朝的统治秩序具有长效作用。
  汉代另一个重要选官制度是孝悌力田,始于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名义上是奖励有孝父母、敬兄长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中选者经常受到赐爵、赐帛或复其身(即免除徭役)的优抚政策。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诏以孝悌力田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教化的乡官,成为定员。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以后又增《论语》、《孝经》为七经,作为从京师到各郡、县、乡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必修课和必读教材。无论贵族官僚还是平民百姓,都要接受“孝”的教育。《孝经》成了国家教材。《孝经》强调尽孝道的普遍性,并对孝道的原则、内容及尽孝的方式、孝子事亲的行为举止等,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它不仅要求人们事父母以孝,事兄长以悌,而且把家庭父子关系运用于国家君臣关系,把孝亲与忠君直接相连。
  汉代的养老活动也是统治者孝治天下的一个重要形式。汉高祖西入关中时,就“存问父老,置酒”(《汉书·高帝纪》)。《后汉书》记光武帝诏曰:“其命君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疾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这里的律就是对养老的专项规定。汉代是孝的观念兴盛的时代,老人在家庭与社会上地位很高,是家庭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汉代以孝治天下,对后世政治有很大影响。两汉皇朝绵延四百余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封建朝代,这与以“孝”为治国之道有一定关系。
  魏晋隋唐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儒家的影响相对削弱的时期。但是,孝作为民族文化的基本传统仍有其深厚的民众社会基础,这段历史时期孝道仍受到社会、官方与民间的崇尚。
  为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方针,两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太始四年六月丙申,晋武帝有诏:“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晋书·武帝纪》)皇帝还亲自讲《孝经》。《穆帝纪》载:“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讲《孝经》……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车胤传》载:“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眈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杨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可见这样的活动相当隆重。
  两晋时期一项相当有力的措施是中正把关,即所谓“乡邑清议”,士人入仕必先经中正评品,如果有不孝的污点,中正这一关就通不过。《世说新语·任诞》注:“(阮)简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旨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黎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如此特殊的情况下吃了一点肉,因在父丧期间,就被中正卡住,近三十年不得叙用。中正把关,可以说是晋朝贯彻以孝治天下的组织措施。
  隋唐也是一个以孝治国的时代。唐玄宗亲自为《孝经》写序、注释,并下诏颁行天下。天宝年间免征居父母之丧者的劳役赋税,称为“孝假”。代宗时又开“孝悌力田”选士科目。唐代社会出现了一些“以孝闻于世”的孝子贤孙,其尽孝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善事父母,养老送终”等方面。对于尽孝道的典型,唐朝统治者也给以褒奖和宣扬,或由地方官府表彰,或由地方举荐,上奏朝廷,授官、赐物、旌表其门闾、蠲免其赋役,甚至载入史册,传之后世。两《唐书》的《孝友传》中罗列姓名或详见于篇者,即为当时最高的褒奖。有的还受到皇帝亲自嘉奖和恩典。武则天时,元让以孝着称,诏拜太子司议郎。则天谓曰:“卿既能孝于家,必能忠于国。今授此职,须知朕意。宜以孝道辅弼我儿。”(《旧唐书·孝友传》)这些事实反映了唐朝统治者继承了儒家传统中讲究孝道的一面。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由鼎盛逐步走向衰亡的时期,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进一步强化。这就要求为整个社会和个体家庭坚实地竖起“三纲五常”、“明天伦之本”的统治秩序。
  宋朝是经过社会动荡之后重新建立起来的统一朝代,政府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出发,大肆宣扬“冠冕百行莫大于孝”(《宋史·孝义传》),“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宋史·选举志》)。晋人王祥卧冰求鲤,三国时人孟宗泣笋等荒诞不经的愚孝故事,都被用作教材向人们灌输。由于政府的大力褒奖,孝道在宋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孝子辈出,孝行壮烈得惊人。《宋史·孝义传》载:太原的刘孝忠,母病三年,他不但割股肉,还“断左乳以食母”。杨庆“母病不食”,他就割自己的右乳“以灰和药进焉”。吕生则在他父亲失明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对这些行为,宋朝皇帝不但诏赐粟、帛,还亲自“召见慰谕”。不仅如此,宋朝法令还规定:未葬亲不许入仕。有的宰相甚至因此而被罢官(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七《未葬亲不许入仕》)。而且即使缌麻那样的远亲病死,也不得赴举(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五《缌丧不得赴举》)。这时的孝道就纯属残酷的愚孝了,不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美德,而成为人们的精神枷锁。
  元朝统治者对孝道的认识与宋代截然不同。孝道是农业经济的产物,而游牧经济是分散的、流动的,父子依附关系相对减弱,自然不会产生适应农业经济的孝道。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用游牧民族的眼光审视内地的封建道德规范,并通过行政手段加以改造。首先,在宋代被视为最高孝行的卧冰、割股、刲肝等行为,在元代不但不予以褒奖,反而被明令禁止。据《元史·刑法志》载:“诸为子行孝,辄以割肝、刲股、埋儿之属为孝者,并禁止之。”元朝政府对一般的孝行常理也极为淡漠。用以维系宗族关系的孝道一经破坏,家族纽带也就有所松懈,孝道的核心内容善事父母也发生了动摇,甚至遗弃父母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元史·刑法志》云:“诸父母在,分财异居,父母困乏,不共子职……亲族亦贫不能给者,许养济院收录。”元朝统治者站在游牧民族文化的角度,看出了孝道走上极端的某些不合理性,并从政策上加以限制和明令禁止,无疑在客观上起到思想解放的进步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治乱世用重典”思想指导下,诏谕臣民们要兴孝道,用“孝”维系皇权统治。朱元璋把孝看做是“风化之本”,“古今之通义”,“帝王之先务”,认定“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明通鉴》)。朱元璋兴孝的主要措施有自身率先垂范,观念倡导与教育,制礼作乐,政策支持与奖励等。洪武一朝,荐举讲孝,科举讲孝,选官员亦讲孝。洪武六年曾罢科举,举贤才,其目有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孝廉、耆民等。荐举一途,“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明史·选举三》)。明朝还以养老之政教民孝,对老人赐以布帛,授以爵位,还让他们议政,参政,评论官员,理民诉讼,宣教民众,以发挥他们的作用。明文规定80岁以上的老人由官府养。由于明太祖的大力提倡,整个明代都非常重视孝道。明12代皇帝统治的277年中,皇帝的庙号、谥号或陵名,孝字很多。如“孝宗”、“孝康”,“至孝”、“达孝”、“纯孝”、“广孝”,“孝陵”等。
  清代统治者作为异族君主,开始不便在汉族遗民中提倡忠君,于是改而大力倡孝,重视以孝道治天下。顺治皇帝曾经注过《孝经》。康熙、乾隆皇帝数次在宫内开设“千叟宴”。康熙还曾颁发“圣谕”,提倡孝道,敕令全国广为宣讲。他认为,帝王治天下要“首崇孝治”,“孝为万事之纲,五常百行皆本诸此”(《御制文选》第五集卷三十一)。清代法律规定,对于不孝甚至残害父母的,予以严惩。另一方面则是旌表孝子。雍正时曾规定,犯死罪但因为是独子,必须赡养父母的,予以宽刑。清代封赠臣子的父母、祖父母及其配偶,也是一种提倡孝敬的措施,具有弘扬孝道、倡导敬老的意义。清代为了加强孝治,把汉代的“孝廉”和“贤良方正”两个科目合并,特设孝廉方正科。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诏直省每府、州、县、卫各举孝廉方正,赐六品服备用。以后每遇皇帝即位就荐举一次。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确定荐举后赴礼部验看考试,授予知县等官。
 五、封建社会推行孝道文化所做的工作
  (一)确立了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将“孝”作为看人看事的第一标准,把“不孝”当做最大的否定标准。
  对孝的提倡,一个重要体现是选官制度。在唐代以前,主要是以乡举里选为特征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各个朝代的选拔标准和科目并不相同,但“孝廉”一直都是其共同的重要内容。乡里出名的孝子,地方长官就有责任向上推荐,也可以直接任用。汉武帝以四科取士,四科各有偏重,但都要求孝悌廉正。唐高祖号召幼童读《孝经》,并设置童子科:“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同时,人们如果出于各种原因而不愿为官,那么要“亲养父母”是最好的托词。
  封建统治者在彰扬孝行的同时,还重视对不孝的惩罚。中国古代礼法制度对不孝的惩罚,早在夏代就露端倪。“不孝”是夏朝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形成的较固定的罪名。此后,历朝法律如秦律、汉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中都有“不孝”的罪名,孝一直得到了国家礼法的维护。甚至在朝为官才能俱佳,但在事亲、孝德方面有误差的人,都有可能被罢免。如西汉丞相薛宣有不养母之名,即被人弹劾而被罢官。西晋时《三国志》作者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沉滞者累年”(《晋书·陈寿传》)。
  《孝经·五刑》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应受大辟等五种极重刑罚的三千罪行中,“不孝”是最大最严重的罪行。在北齐,有“重罪十条”,第五条是“恶逆”,第八条就是“不孝”。犯了这“不孝”罪的,就是王公大臣也得不到宽恕。隋朝的《开皇律》继承了北齐的刑罚,并把“重罪十条”改为“十恶”,作为封建立法中的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在后世法典中历经1300年不改,是谓“十恶不赦”。而其中的“恶逆”、“不孝”、“不睦”的三不赦,只不过是不孝的情节轻重问题。以《唐律疏议》为例,“恶逆”是指殴打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直系尊长;“不孝”是“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名‘不孝’”。条例虽简洁,但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例如,若父母还在世,就搬出去住,有自己的私产,就是“不孝”;若对父母供养不足,也是“不孝”。这些都是要受到惩罚的。
  (二)树立了一批典型
  在孝道思想的熏陶和培育下,出现了众多感人的孝敬父母的“模范”,其中“二十四孝”就是世代芦衣顺母流传的代表。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序而诗之,用训童蒙,成为宣传孝道的通俗读物。
  二十四孝包括下面二十四个故事:孝感动天、戏彩娱亲、鹿乳奉亲、百里负米、啮指痛心、芦衣顺母、亲尝汤药、拾葚供亲、埋儿奉母、卖身葬父、刻木事亲、涌泉跃鲤、怀橘遗亲、扇枕温衾、行佣供母、闻雷泣墓、哭竹生笋、卧冰求鲤、扼虎救父、恣蚊饱血、尝粪忧心、乳姑不怠、亲涤溺器、弃官寻母。
  二十四孝中有孝子也有孝妇;有帝王、贤者、官吏、士人,也有普通百姓;有先秦人,也有汉、魏晋、南北朝、唐、宋等朝代人;内容有关于养亲、爱亲、侍疾、容亲、悦亲和思亲等。其中有理智的合理的孝,也有不明智的愚昧的孝。如郭巨埋儿得黄金、孟宗哭竹冬生笋、董永卖身葬父娶仙女等,显然是人们的附会,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不论二十四孝是否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它的广泛流传反映了孝道文化对各个时代、各个阶级思想和行为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
  (三)建造了一批载体
  一是旌表牌坊。皇帝旌表寿民、提倡孝道,更具体地表现在建立牌坊上。明清时期各地石坊很多,多是嘉奖节孝的内容。如清康熙九年下诏,对妇女孀居至百岁者,给予“贞寿之门”匾额,建坊以银30两。四十二年下诏,对百岁老人给“升平人瑞”匾额,建坊以后悬于坊上。雍正四年上谕:年过百岁者,赐坊银90两。到110岁,还要增加赏赐。乾隆元年对130岁的湖北江夏寿民汤云山,共赐给坊银120两。乾隆二十六年,对广东南海杨能启除旌表外,又钦赐建坊。乾隆五十年,对五世同堂的100多家均赏赐银两缎匹及建坊之银,等等。
  为表彰孝子、提倡孝行所建之坊,多在各个城内的最繁华之处,巍峨高大,精雕细琢。如山东兖州府的范氏石坊,系明末崇祯年间为大臣范淑泰所造,坊额刻“忠孝名臣”,通体采用透雕、浮雕和线雕等多种雕刻技法,上刻人物、神仙、花鸟、禽兽等,技艺精湛,有“天下第一坊”之称。
  至今保存最完整的山东单县石坊,也是提倡孝道之作。据记载,从宋代到清代,单县建坊百余座,多为节孝坊。均为全石结构,四柱三间,斗拱垂檐,构筑精巧。以朱家牌坊为例,1756年建,因坊心边沿雕有百个不同篆体的“寿”字,俗名“百寿坊”。坊上刻有狮、龙、鹤、凤等灵异动物,及牡丹、梅花等奇花异卉。这些动、植物形象和祥云绕在一起,寓意“福寿万年”。另一座张家牌坊,建于1778年,因坊上刻有百只狮子,又称“百狮坊”。坊高14米,宽9米,四柱三间五楼式,斗拱交错,通体雕刻,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二是家族祠堂。家祠也叫宗祠,就是家庙。古时士大夫都有家庙。《礼记·王制》记,为了聚合同族,祭祀祖先,遂建立祠宗。秦时尊君卑臣,没人敢营建。到了汉代,多建祠堂于墓地附近,后来无此限制,多建于宗族聚居之地。每年按时由族长率领族众对祖先祭祀。尊宗敬祖,当然是提倡孝道的重要内容。如山东曲阜孔氏,出于对孔子的无上尊崇,专门建有祭祀孔子的孔庙。而在孔庙内又建有家祠,供奉孔氏前三世祖(孔子夫妇、孔鲤夫妇、孔汲夫妇),以及“中兴祖”四十三代孔仁玉。始建于宋天禧二年,现为清代建筑,过去,每年孔氏家祭多在此举行。
  还有一些大家族,如山东的栖霞牟氏庄园,四川的刘氏庄园,山西的常家大院、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都建有家庙,由族长带领族人举行祭祀活动。
  除各地家庙、家祠外,还有“孝子祠”、“忠孝祠”等。福建莆田的“孝子祠”是为了纪念当地孝子郭道御而修建的。明朝汾州的“忠孝祠”是为了纪念当地举人田籽而修建的。湖北汉阳的“石榴花塔”是为纪念宋朝一位孝妇而修建的。除此之外,各地的“孝友堂”亦有很多。如宋朝的许俭,明朝的李濂、梁鸣鹤等,都建有表彰他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孝友堂”。
  三是用“孝”命名的帝王陵墓。如明太祖的陵墓称“明孝陵”,清世祖的陵墓称“孝陵”。这两个皇帝均是当朝第一人。对其陵墓以“孝”命名,充分体现其后人尊宗敬祖之意。四是以“孝”字作地名。如山西有“孝义县”,浙江有“孝丰县”,湖北有“孝昌县”、“孝感市”,四川有“孝水县”,内蒙古有“孝安县”,山东临沂有“孝悌里”,山东平阴有“孝感镇”,河南永宁有“孝子村”,浙江诸暨有“孝义里”,台北有“忠孝路”等。
(四)形成了一些礼仪
  一是节日风俗。春节要向祖宗牌位上供、烧香、祭奠,全家人都向祖宗牌位叩头,孝陵晚辈向长辈磕头拜年。元宵节也要向祖宗牌位上供、烧香、祭奠、叩头。清明节,男女老幼都去坟地为已故的先人烧纸、上供、祭奠、叩头,叫做“上坟”;出嫁的女儿,不论青年老年,都要回娘家为已故的父母上坟。清明上坟时,还要扫墓,给坟墓添土,意思是为先人修葺阴宅,以防夏天下雨漏水。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也叫鬼节,主要活动是去墓地祭祀祖先。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节前家家户户买月饼,都要带礼品去看望长辈亲友。农历九月九日是重阳节,人们要向老年人敬献菊花酒,以驻颜延寿,长生久视。农历十月一日是专去坟地祭祖的节日,人们要去祖坟烧纸、哭奠,已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为已故的父母烧纸。除夕下午,人们要去家庙祭祖,去坟地烧纸、鸣放鞭炮。每户还要请“神主”,即在正房中摆上去世老人的牌位,放上供品,燃香点烛。
  二是礼仪习俗。婚姻嫁娶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旧时男女订婚,实行父母包办,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前一天,新郎要去坟地给祖先叩头,把祖先的牌位放在正房。结婚仪式上,新郎新娘要向父母(公婆)叩拜。新娘第一次走娘家回来,便由嫂子或婶母领着去祖坟祭奠,叫做认祖。之后,还要逐门给长辈磕头。对老人有祝寿的风俗。每年老人过生日,由子女等至亲带着寿礼参加,俗称“上寿”。重要的祝寿活动有三次:一是“六十六,吃块肉”。老人66岁这年农历正月初六,儿女、亲友都要前去祝寿,寿礼中必须有一块猪肉。二是“七十三,蹿一蹿”。老人73岁这一年,儿女、亲友都要买鲤鱼前去祝寿。三是“八十大寿”。在老人80岁这年的农历正月初八进行,是最隆重的祝寿活动。老人去世,要举行丧礼,俗称“发丧”。丧礼是民间最重要的礼仪,要经过穿送老衣、报丧、戴孝、设灵棚、入殓、吊唁、宴客、出殡、安葬、圆坟等多个环节,一般要三四天或更长的时间。举行丧礼后,还要进行“七祭”,即每隔七日要去坟地烧纸祭奠,直到第五个“七日”为止。其中“五七”最为隆重。此后还要过“周年”。老人去世一、二、三周年,其子女和主要亲戚去坟地烧纸祭奠。老人去世,子女还有“持服三年”的风俗。穿白鞋,扎白带,帽檐镶白边,留“百日头”,全家老幼不穿红着绿,三年内不办喜事,过年不早起,不贴红对联。
  三是家庭习俗。家庭无论人口多少,都讲长幼有序。对长辈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子不言父过,不直呼父名。给小孩起名不能和长辈同字同音。吃饭让老人先吃,同桌让老人坐上首。父亲去世,由长兄主持家庭生计。与父辈的亲友交往、庆吊,由长兄负责安排。
  (五)养成了一种风气
  孝文化是涵盖一切关于孝的思想观念、礼仪制度、行为规范、文艺作品及相关民风民俗的社会现象和客观存在。虽然传统孝道中包含着一些封建性糟粕,比如愚忠愚孝、强烈的等级观念、绝对服从的奴性、个人权利与自由意识的淡漠和缺乏勇于创新的精神等,但孝文化毕竟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包含了许多宝贵的精华内容。如“侍亲睦邻”,强调上慈下孝,和睦乡里,促进家庭的和谐,维护社会的稳定。应该说,孝是人世间一种高尚的美好情感,能够起到完美人的品格、提升人的思想境界、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长期以来,由于孝文化的熏陶和约束,华夏子孙养成了温和、礼让、仁爱、和衷共济、热爱和平的性格,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人们之间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比如,孝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文化纽带,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着特征。再比如,孝亲意识衍生出忠诚精神,把对家庭的爱上升为对民族、对国家的爱,培养了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孝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对于中华民族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六、培育现代孝道文化新理念
  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弘扬传统孝文化的合理内核,实现由传统孝道向现代新孝道的创造性转化,是至为重要的。这对于融合代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营造孝亲敬老的良好社会氛围,发挥贤孝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古人甚重孝道,这与古代推行的宗法政治制度和家国不分的专制统治有关系,是宗法制度的必然产物;这也与小农经济的物质生产长期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老人与小孩全靠成年家庭成员供养有关系。小孩必须孝敬养育自己的父母,家庭中的成年人必须孝敬曾经养育自己的老一辈,一代依赖一代,一代孝敬一代。所以,孔子把孝道上升到理论高度,认为孝道是人生义务,是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灵魂。以孝道立教,确立了孝道在整个封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但传统孝道文化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家长作风制
  其中最重要的是愚孝,就是将孝的观念极端化,变为孝行神话,以强化父权和君权。如子女必须绝对服从家长的权威,不管父母正确与否,子女一律恭恭敬敬、言听计从,不得说一个“不”字,甚至不能有不满的神色,更不得“疾怨”和“非议”。“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甚至“父要子死,子不敢不死;君要臣亡,臣不敢不亡”(《朱子语类·卷七十九》)。父母去世,守孝三年。家庭暴力,司空见惯……家庭中没有半点民主可言。这是对孝的观念的严重歪曲,是孝的畸形发展。这也正是中国专制时代的特征和悲哀。
  (二)家法衙门制
  宋代以后的家训族规,无一不有“孝父母”一条,且都鼓吹家长要实行严厉的专制。《袁氏世范》中提出:“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要求子女曲从父权的统治,做唯命是从的奴才。封建社会的家规家法是严酷的,有时甚至十分残忍。“家法伺候”曾是那时的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断喝。在家规家法的影响下,家庭俨然如公府衙门。明清两朝,家规家法教育更有甚于宋代,有时甚至代替了社会的教化与管理。在专制宗法制度下,“人性关爱”是根本谈不上的。
  (三)家国一脉制
  《礼记·祭义》中引用孔子的话说:“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古代统治者力倡“尊老”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万民的“敬”而达到万民的“顺”,由孝敬父母始,推及要孝敬天下之尊长,进而敬顺天子人主。对平民百姓来说,大小官吏就是“大人”、“老爷”,县太爷乃是对其不得违命的“父母官”。家庭中的辈分等级森严,引申到各级官场上,同样是上下有别、座次严明。由此可见,在专制社会里,家庭中的尚老观念与社会上的等级观念是一脉相承的,那种过分强调顺从的孝礼氛围,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的个性心理,影响了年轻人才的产生与发展。
  (四)礼数太繁琐
  有学者指出,延续了2000多年包括伦理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封建制度是一个“精致的包袱”。说它“精致”,是因为它富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又说它是“包袱”,是因为其中的大量糟粕至今也与精华一起流传了下来,无声无息地烙印在人们的传统生活中和灵魂的深处,无法甩掉。中国古代孝道教育中充满着各种“礼数”。而这些礼数显示出繁缛、僵化、专制、重男轻女、等级森严等特征。在现代的礼仪教育中理应在汲取其真正“精华”部分的同时,仔细地剔除各种样式的糟粕和弊端。
  “百德孝为本,百善孝为先”。无论如何评价我国传统的孝道文化,都不可否认其更多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其养老敬老的基本社会道德,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伦理道德正处于重构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分繁重。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扬传统孝文化中尊老爱幼、和谐友善等文化理念和思想资源,对于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良好的伦理道德规范,形成和谐友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审视孝道文化,为其注入时代内涵,培育起现代孝道文化新理念。这种新理念应包括如下内容:
  (一)孝敬
  这是传统孝道文化的根本,也是孝道文化新理念的基础。离开对老年人的孝敬,就谈不上孝道。在新时期弘扬孝道文化,首先要树立公民的孝敬意识。孝敬老年人,就是在家庭、在社会各种场合,树立起尊敬、关爱、救助老年人的良好风尚和精神状态。
  (二)平等
  这是孝道文化新理念的重要前提。在传统孝道文化中,没有平等的观念。在新时代,构建孝道文化的新理念必须扬弃这一文化缺陷,用平等的观念予以弥补。要讲社会平等、家庭平等,建立平等的亲情关系。如果只要求年轻一代单向地孝敬老年人,而没有老年人对年轻一代的关爱和理解,要构建新的孝道文化将会失去其社会基础。
(三)保障
  这是孝道文化新理念的核心。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要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中国传统孝道文化里有保障老年人生活的思想因素,但从制度上予以保障,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新成果。因此,构建孝道文化新理念,从制度上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是核心内容。
  (四)共享
  这是孝道文化新理念的重要内容。老年人曾经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退出生产领域并成为消费者以后,除了要从制度上保障他们的生活以外,还要确保他们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其他人群同步得到提高。建立孝道文化新理念,把共享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是赋予传统孝道文化活力的逻辑要求。
  (五)和谐
  这是孝道文化新理念的人际环境。孝道文化在根本上是调整老年一代和年轻一代的代际关系。在老龄社会条件下,年轻一代所占比重将会减少,老年一代将迅速增多,代际关系的矛盾不可避免。如何调整代际关系,促进代际和谐,缓解社会矛盾,孝道文化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黏合剂。代际和谐,是新时期孝道文化的最高境界,也是联合国提出的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社会的重要目标。
  孝敬、平等、保障、共享、和谐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共同构成孝道文化的新理念。社会在进步,人的意识也在进步。要发挥传统孝道文化的积极作用,就应坚持与时俱进,促进传统孝道文化的时代化、社会化,使孝道文化永远散发灿烂的光辉,永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附:二十四孝的故事
  《二十四孝》,全名《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是元代郭居敬编录的(一说是其弟郭守正撰,一说是郭居业撰)。该书是作者收集的历代二十四个孝子,从不同角度